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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史研究》2011年4期 向燕南 参加讨论

    三、柳诒徵《国史要义》之要旨
    《国史要义》的写作,据柳诒徵先生长孙柳曾符先生讲,乃缘于抗战内迁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那时是抗倭最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年。这时的柳诒徵先生,不仅学术臻备成熟,而且值民族存亡之际,对于民族文化前途的忧患与思虑,较之先时也越愈地深沉。被誉为“命世奇作”的《国史要义》,正是因为集合了柳诒徵先生的学术之醇与思想之厚,而获得“先生文史学之晚年定论”的肯定(18)。
    《国史要义》,顾名思义,就是对中国史学根本思想的阐述。但柳诒徵先生这里所谓的“国史”,是指中国传统意义的史或史学,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建立起来的史学。那是“新史学”。中国的新史学,是以针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揭开的帷幕。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历1902年,号称“学界陈涉”的梁启超,继上一年《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后,于《新民丛报》再发长文《新史学》,高高竖起“史界革命”大纛,截然划开与所谓旧史学的界限。犹伐旧史学的檄文,《新史学》痛批旧史“四弊”、“二病”等种种沉疴顽疾。以梁启超的影响,《新史学》发表后,一时趋新者无不目之旧史学如敝屣,欲抛弃而后快。客观说,梁启超掀起的“史界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受当时政局下急于变革的急迫心情影响,不免有泼“澡水”连带“孩子”泼出之嫌。晚年的梁启超,也每流露出悔其少作之意。就史学批评讲,柳诒徵先生对梁启超的《新史学》最不满。至抗倭战中讲授《国史要义》,先生既著意表彰中国文化,提振民族信念,也就对于梁启超《新史学》的偏激观点,每每措意相驳。所以读《国史要义》,不妨取《新史学》所论相互参照。此外,柳诒徵先生对民初轰动一时的疑古思潮也颇不以为然,故而批驳之辞,在《国史要义》中亦不时流露。这些要皆可视为《国史要义》中的“今典”。
    论《国史要义》亦不可不明了柳诒徵先生的史观。《国史要义》所论之“史”,虽说仍是基于传统经史子集知识框架下的“史”,但又与传统以经为纲的知识构成观不同。在柳诒徵先生的史观中,史学是取替经学占居统摄整个知识世界的位置。柳诒徵先生后来曾在其《中国文化史》再版《弁言》概括说:“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19)这种“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的观点,虽与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似,但所归旨趣却仍有不同。章氏称“六经皆史”,是从道不离器的角度,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柳诒徵先生所言,其要则归旨于“儒学即史学”(20)。即史学与儒学二而一,一而二,互为表里,其义一也。即其踌皆关乎政治,其旨俱关乎人伦教化,而其要则皆归于经世致用。又因儒学的核心是礼,所以《国史要义》所“言史一本于礼”(21)。
    以礼释史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柳诒徵先生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他所谓“史”的核心。于是,理解儒家的礼,便成了理解《国史要义》的钥匙。
    柳诒徵先生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既与他的学术渊源有关,亦与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关。就学术渊源讲,从注重内圣的心性之学,转向具有外王品格的礼学,以求从中开发出有价值的政治思想,是清嘉道以后兴起的、与经世之学有着内在联系的学术取向。受士大夫问题关怀的驱使,这种崇礼之风一直延至清季民初,柳诒徵先生曾受业的艺风老人缪荃荪,所践履的就是“以经学为礼学,以礼学为理学”的学术理路。在当时大学术环境及直接师承的影响下,柳诒徵先生接受崇礼的学术理路,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就中国文化来讲,对于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今人多已不能理解。但是《左传》则这样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22)这就足以说明礼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关于礼与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这样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定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23)《白虎通》正是儒家之礼观念的集中体现。作为整合整个经验世界秩序的礼,按照儒家的观念,是介于外在之法与内在之德之间的规定,其特点是“别”或“分”,其作用是在承认社会差别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实现有差等的爱,即仁的实现,以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转。其中在价值层面,礼所重视的是以“德”为基础的“教化”,“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24);在政治层面,礼在强调社会阶级等差存在的同时,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强调君臣在道义下的平等关系,强调“大公”优先前提下的君权有限性,或对君权的制约。因此,“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礼,以及礼观念指导下的礼治社会的实现,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一直是道德、秩序、和谐、(相对的非民粹主义泛爱式的)平等、(权利与义务相称的有限君权条件下的)“民主”等社会理想的追求,是整合社会,使人心向一的核心理念。尽管礼的应有之义在后世不断为专制君主所歪曲,但是其作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仍一直是士大夫们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理想追求,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体现。当然也是柳诒徵先生毕生的文化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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