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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以今天的观点看，尽管《国史要义》一些观点可能不无商榷之处，但是其对中国文化温情的敬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以及坚持依循中国文化、中国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而非以“他者”立场，揭橥中国史学价值的努力，仍值得我们十二分地肯定。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其理论所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构建构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解构其所建构的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发掘为西方文化霸权遮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价值。事实上，若仅就史学而言，经过分析哲学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人们已经在质疑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一路凯歌发展下来的，标榜“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现代史学的局限。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曾指出，任何文化都存在着譬如语言、价值和知觉框架等基本代码。这些基本代码不仅确定该文化经验的秩序，还建构了该秩序所存在的阐释，构成了该文化“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une épistémè)”(25)。正是这所谓的“知识型”，划出了不同文化的思想界限，决定了该文化所属之知识和思想世界的特殊性。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26)中国史学本中国文化所自出，从史学的观念、史学的思维方式，到史学的方法和表述形式，皆表现出不同于实质主义影响下的西方古典史学，也不同于学科体系下的西方现代史学。因此，如果以近代西方所谓“科学”的史学观来观照中国的史学，必然凿枘，从而显现出二者不同“认识型”所构成的各自的思想界限。《国史要义》竭力揭示中国史学特异性的努力，其价值也恰恰在这里得以显现。 柳诒徵先生所生也早，其知识直接生成于连续的、还未发生断裂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未构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这就使他能够相对准确地传递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此时西方文化挟着坚船利炮已开始涌入，即使是出于民族前途的忧患，也使他不得不正视这些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于是，这样一个文化的“他者”，便很自然地，甚至可能是不自觉地被叠加到柳诒徵先生对中国史学要义的思考和论述当中，构成一个文化的比较视域。而这种文化格局，恰恰是我们今天所不具备的。也许我们对西方文化具有较之柳诒徵先生更多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断裂与西方知识、思想体系的遮蔽，已经使我们难于触摸到按其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国史要义》在此情况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揭开“现代化”(或西化)的遮蔽，走进传统史学，走向思想理解之澄明的津梁或密钥。当然，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想来也会伴着我们的思考出现于我们的面前，因为毕竟两千多年来的“纲纪之说”早已失去了“所依凭”的“社会经济之制度”。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