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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要义》凡十论，其中所论问题依序为： ——《史原第一》 “原”者，按《说文》为“水泉本也。”因此所谓“史原”，即史的本源。 将中国史学的发生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史官制度，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解释，但是柳诒徵先生所论证的，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学术的史学的起源，而是将上古史官的文化形态，以及文化形态的制度体现，与中国史学的学术品格或精神构成结合起来讨论，指出上古史官与中国史学与国家政治间的天然联系、中国史学的道德属性，以及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取向等等文化品格或精神生成的密切关系。同时，又由于上古史官体系与礼(包括礼仪与礼义)所具有的天然联系，于是中国文化中形成礼赖史而存续，史因礼而获义——价值标准的学术特点。 与西方直接从口述传诵发展起来的史学不同，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史官及其制度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特有的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对于中国史学日后的发展，印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除上面提到的与政治的密切联系、道德属性及经世致用取向外，将史学纳入于国家的管理职能之中、以官修为主的历史编纂、关注制度史的传统以及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等等，都是与史官的文化形态与制度形态的影响有关，而特异于西方史学的学术文化现象。《史原》的论述，体现了柳诒徵先生对于中国史学之所以具有如此特点的敏锐把握。 ——《史权第二》 因史官而及于礼，柳诒徵先生顺其逻辑拈出史权的问题。史权的观念作为中国特有的史学观，不仅推动了史学学术的不断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一般思想世界中，对于逝与不朽这一对矛盾的时间观中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取向。 与一般单纯从称颂直书的视角表彰董狐、南史不同，柳诒徵先生敏锐地从这些史官秉笔直书的行为背后看到了制度与文化的支持。柳诒徵先生针对唐代刘知幾等只知从个人品质的角度表彰直书的观点诘问道：“使晋、齐诸国史官，无法可据，纵一二人冒死为之，不能必四五人同执一辞，必书之而不顾一切？”认为刘知幾等人的观点，是“止知重个人之气节，不知究古史之职权也”。柳诒徵先生认为，之所以上古“史权高于一切”，其实际是当时的史官制度使然。由此柳诒徵先生指出：“是则政宗史体，各有渊源，必知吾国政治之纲维，始能明吾史之系统也。”那么“吾国政治之纲维”是什么呢？柳诒徵先生认为，是当时的史官不仅掌官书典则，而且还具有分理庶政，襄赞王治，负有约束、诤谏王的责任。君主虽有势位之崇，但在终极意义上却仍是屈于代表“大公”的天道。道与势之间，史犹法，犹道义，故史权在终极意义上高于君权。柳诒徵先生由申史权之尊而揭出道尊于势的儒家政治学说。 ——《史统第三》 由史权而论及历史的道德判断和政权合法性的判断，遂有史统之论。柳诒徵先生此章所论，其旨在明正史之义而判别正统论的公案，终而归之于阐发民族大义。 正统论既是中国史学中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问题，也是最富争议的问题。从《国史要义》理论逻辑的推进讲，史权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彰善瘅恶，以彰显史权的道义力量。然而历史评价又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历史事实呈现的结果往往与人的道德诉求构成背反，“成王败寇”是历史评论中常有的事。这在评价多政权并存时哪一个政权更具有合法性时，尤其困难。梁启超《新史学》曾力陈正统论之非，“谓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与梁启超相反，《史学要义》所竭力张大的，是正统论对中国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绵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为吾“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值得注意的是，柳诒徵先生所强调的，是正统或政治合法性的归属，必须是站在“天下为公，不私一姓”的全民族的立场考量，追求“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柳诒徵先生指出，“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推此二耻之所由来，则自柄政者以至中流士大夫全体民众，无不与有责焉。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虏，不甘为附庸，非追往也，以诏后也。蒙文通氏谓持正闰论者固政治民族主义，盖见于此……”联想柳诒徵先生抒发此论之时，正是抗倭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其时国民政府已被迫退居西南之隅，而在日寇扶持下，中国国土之东北有伪满政府，南京则是汪精卫伪政权。此情此境，柳诒徵先生所论史统便别有了一番伸张民族大义的深意。 ——《史联第四》 此章所论是中国史学的编纂要义，表彰的是中国史学表述的独创性。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各种或必然或偶然的关系之中。但是，由于三维的历史存在与二维的文字表述之间天然存在的张力，如历史事实的丰富性与表述的有限性间的张力，事件展开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张力，等等，使得如何展现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历史画面，成为历史编纂首先要面临的难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相比于西方史家，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不仅创制了纪传体这种综合叙事体裁，以多重叙事的形式，展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还亟力注意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法安排，展现出历史事件间的关系，以此揭橥历史的关联及其演进的原委。柳诒徵先生不无民族自豪感地说：“今人论史，尤宜比勘外史，始有以见吾史之创制为不可及矣。”而至于中国史家缘何对表述历史间的联系有如此高的自觉，柳诒徵先生所论，则再次归宗到他的基本观点，即早期的史官制度使然：史之有联，出于官之有联。进而指出：“是故知政而后知史，亦必知史而后知政……班孟坚之自述曰：穷人理，该万方。治史而能着眼于此，始不致徒以史求史，而经世之用无穷矣。”由史事之联，论及史与政之联，揭出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 ——《史德第五》 此章主要是继承章学诚论史德、文德之旨而作的进一步阐述。 柳诒徵先生对史德的理解，较之专就史学论者不同，认为“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即治史学的第一要务是成人立德，培植心术。其中包括习史培德与以德修史两个方面。柳诒徵先生认为，“言德不专为治史，而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史德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是源自上古史官、上古史学以来的优良传统。史官既持典治世，就不能不援引前人经验，亦不能不尚德而临文主敬，不能不重史事的考实征信，而这些因文化制度形态养成的品质，遂成为后世传疑传信，重考信而不轻诋古人的史德传统。于挽近史学，柳诒徵先生最不满的，一为梁启超的《新史学》，一为胡适、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所以其借申史德之义而批评说：“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国族也亟矣。”此外，此章对于民族虚无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支配下的妄意附会自夸之习的针砭，则是柳诒徵先生在当时形势下对传统史德说的发挥。 ——《史识第六》 何为史识，翼谋先生以为近世刘咸炘“观史迹之风势”之论最允当。按照刘咸炘的观点，史家首先要有对历史的见识，才能有相应的编纂史法；读者也是因史著的编纂史法，而体会到史家对于历史的见识。或者说，历史如何编纂表述是由史识所决定的问题，反过来，由于史识是内在的，所以必须通过具体的编纂表述史法才能为读者所认识和理解。即史识因史法而显，史法因史识而活。由于大部分的历史编纂是源于对史料理解下的二次“创作”，所以当历史的编纂者，作为后人，以一个“他者”的立场，以果推因，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追溯“复原”时，其事件的“安排”与组织，事件与事件之间空白的想象性的填补连缀等等具体操作，都与编纂者的史识分不开。因此论史识必不能脱开史法孤立地讨论。 那么中国优秀的史家是通过怎样的史法显现其史识的呢？柳诒徵先生以为，在对史实的采择，如“书与不书”等；在史事的安排去取，如体例的设计、史实的穿插，等等。为揭示中国史学史识的深刻，柳诒徵先生以《春秋》“三传”解《春秋》的义法等为例，进行了详细地剖析，除叮咛“不第不可遽谓前人不逮吾侪，且不得谓吾人于前人所撰著悉已了解”外，亦进一步指出：“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即其最终目的仍在建立对历史的通识，或现代人所说之历史哲学。 ——《史义第七》 “史义”是中国史学中最受重视的，柳诒徵先生也不例外，认为中国史学中无处不蕴藉史义，称前此六章皆关乎史义，而此章则是专门的论述。 中国史学追求的史义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柳诒徵先生认为是“生民之本”。称：“不知生民之本，德义之府，治史果何为乎？”因为源于史官的中国史学，与出于史官的“六艺”，在关乎政治方面，其精神是统一的，即善善恶恶，抑君权，申民意，使天下为公，而“一本于礼”。孔子《春秋》所揭之义唯此，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所示之义亦唯此，后世司马光、黄宗羲、顾炎武的史学亦无不唯之此。柳诒徵先生所继承发挥的史义，也正是晚清以来礼学研究的思路，即揭示原始儒学礼观念中抑君权、申民意的思想。柳诒徵先生以所揭中国史学之义，驳斥梁启超所谓“旧史学皆帝王将相家谱”说之余，复申其“中国文化西被”的理念。 ——《史例第八》 史例者，史书编纂的体例。包括史著的编写格式、遣词造句规定等等。统一的体例，也是史著表述前后统一的保证。中国有极发达的史学，也有重视史例的优良传统，柳诒徵先生认为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史学都无法相比的。因史例一如史联，虽为史法，但其本仍在史识，故而《国史要义》此章，以经例诠解史例，基本未出其“论史一本于礼”的观点，认为“史例权舆《礼经》”，“由动作事为，皆有规律，至于记言记事，亦必有共守之规律。自王朝之史，至诸国之史，一皆据以为书，此非异事也。”指出史例的缘起、本质和史学中的地位。 ——《史术第九》 此章之旨，全在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按术者道也，一般为后世儒者所讳言。但是柳诒徵先生承清季倡经世致用之风，欲振儒学外王之学，以史术为中国经史之学的根本精神或目的，径称：“史术即史学。”极“言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认为：“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最重者。”此章所论亦有“今典”。即按近代以来，有感于国势的衰颓，一些人认为中国学术之落后，乃根于传统政、学不分之弊，所以自严复始称“学术必与治事分开”，蔡元培掌北京大学时，力倡“学术脱离政治”的理念，而胡适、傅斯年师生等则追随其后，提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其意在将“学”与“术”分别开来。但是柳诒徵先生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学未必无术”，学虽不一定为官，但学终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学者也不能不关心政治，尤其“就史学而言通，则必就史学与心身家国天下之关系而言”。这亦柳诒徵言史术的一个语境或“今典”。 ——《史化第十》 《国史要义》始于对中国史学史原的追溯，而终于对史学在中国文化生成中的价值，揭橥中国文化的要义。按《说文》：“化，教行也。”本义变化，引申为感化、教化之义。柳诒徵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成为世界一伟大而有特色的文化，端赖史学的涵泳教化。中国史学既渊于礼，又是礼的渊薮，故礼的精神尽在于史学之中。循此，柳诒徵先生由史学要义而揭中国文化的要义。中国文化要义何？曰礼的精神，即纳上下于道德，明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导化民风，文明四夷，而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人文主义。此是翼谋先生对中国文化要义的解读，也是对中国史学要义的解读。“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这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当时听课诸君的属望，也是对全中华民族的属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