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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毛争论与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 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翻身仗之后，形势逐渐好转，穿插赣南、闽西游刃有余。这时内部的矛盾开始由隐渐显，由比较平和的讨论发展到带有情绪化的激烈争论。 (一)三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促使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公开化，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红四军在4月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发言，对革命形势的好转作了悲观估计，提出朱、毛离开部队和队伍分散游击，以缩小打击目标的主张。这使原来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感到符合中央精神。应当指出，中央“二月来信”提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意见是错误的，随后中央来信已承认这个错误，但当时持“分兵”意见的同志没认识到这个错误。中央改正的意见几乎是在半年之后了，这使双方的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 二是5月初中央派来的刘安恭没起好作用。他是四川人，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并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旅欧留学的早期党员之一。回国后，又与朱德、陈毅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中任职，策动杨森响应广东革命军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即由中共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由于他是从苏联回来，又是中央派来的，不仅在军事理论上能说一套，而且还有一定指挥才能，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接替毛泽东所兼此职。红军二次入闽，在5月下旬攻克龙岩后，鉴于地方工作繁忙起来，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他兼临时军委书记，使毛泽东更能集中精力处理军队和地方的重大问题。但是，他担任此职后，不作调查研究去了解苏区情况和红军特点，而是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提议成立临时军委的初衷，是为了协助前委加强军队建设，而刘安恭上任后第一把火，指向前委，直烧毛泽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竟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个决定首先违背组织原则，军委是下级机关，前委是上级机关，哪有下级机关来限制上级领导机关的道理。再从这个决定的实质看，如果前委只讨论作战行动方针，不能管其他，那前委就无法领导全面工作，这违背中央对前委工作职能的要求，等于取消前委领导。对于刘安恭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很恼火，认为这是在与前委分权；政工干部也不赞成，认为刘安恭有野心。刘安恭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播弄是非，散布领导人分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在军中制造思想混乱。 三是林彪的信激化了矛盾。6月上旬，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就是否重设军委问题讲了个人意见，有的看法还是有见地的，但是在信中对朱德进行了非实事求是的指责，说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派别，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许多党员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他还用了“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无耻的阴谋”等超出党内正常批评的语言，攻击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这对已经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起了火上浇油作用。 (二)三次前委会议凸显朱、毛矛盾。首先是湖雷会议。1929年5月下旬，红四军二度入闽、攻占龙岩和永定后，于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受中央“二月来信”影响，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以刘安恭和林彪为代表公开交锋。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批评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指责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林彪等不同意对前委的批评，提出：现在红军只有4000多人，又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之中，“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再设军委的要害在于与党分权。会议争论激烈，领导人都亮明了观点。前委成员谭震林、蔡协民赞成林彪的意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朱德等一些军事干部支持刘安恭的意见。 二是白砂会议。红四军在6月上旬二次攻克龙岩后占领上杭白砂。次日晚，前委继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这次会议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前述林彪的信就是在会前几个小时，派人飞马送交毛泽东的。会议开始，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并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前委、军委发生分权现象，前委不能放手工作，但又要担负领导责任，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是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三是反对党管一切(认为党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主张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也要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这三个反对使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是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根本问题。林彪发言，声明他的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点名批评说：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领导。刘安恭不赞同林彪的看法，批评毛泽东的书面意见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评论朱毛两人确实存在很大区别。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他建议用完全的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刘、林两人的发言将朱、毛二人推到了前台。朱德发言回应林彪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确实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也说得不对，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毛泽东发言对是否设军委再次表示说：从机构设置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好工作，提出辞职。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使全体与会者为之一震，许多人对刘安恭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议最后对是否设置军委举手表决。与会41人，主张撤销临时军委、不再设正式军委的有36票，赞成设正式军委的有5票。这样，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被免职，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其军政治部主任职务也被免去，由陈毅担任。 三是新泉会议。白砂会议后，围绕要不要设立正式军委的分歧没有解决，争论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前委在毛泽东执意辞职的情况下，决定暂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红四军于6月10日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7天，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前述的分歧展开讨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毛泽东、朱德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在会上作了答辩。 在新泉期间，根据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写出书面意见，陈述观点，供党内讨论。随后，《前委通讯》第3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信》(6月8日)、《毛泽东复林彪同志的信》(6月14日)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信》(6月15日)，还有刘安恭的意见等，一并刊印出来，党内领导人的争论完全公开化了。 毛泽东的信从红四军的历史和所处环境两方面考察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信中分析了四军不能绝对地建立党的领导的三条原因：一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许多旧思想、旧习惯；二是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便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三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理论从远方到来，使其提出的一些站不住的理由振振有词。信中认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该信逐一批驳了流寇思想、党内有家长制、党代替了群众组织等观点。 朱德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他认为，说“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前委公开发表这些信文的初衷，本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讨论，结束纷争，为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好准备。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更加扩大开来。毛泽东批评人甚多，有的批评也过头一些，因而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多些。这三次会议助长了四军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 (三)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6月19日，新组建的红四军第四纵队三打龙岩，攻克县城。3天后，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开幕。这次七大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负责筹备。他认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朱、毛都是他的领导，关系又非同一般。他与朱德是同乡、视朱德为兄长，曾跟随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从三河坝辗转粤闽赣，发动湘南起义，同上井冈山；后来又一起下山去湘南遭受了八月失败，与朱德同甘共苦、情深谊长；红军能有目前的发展，朱德的建树不可抹杀。上井冈山后，特别是经历湘南八月失败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魄力、军事才干、思想作风和渊博知识与诗人气质十分敬佩，视毛有如师长；他认为毛的领导是正确的，但作风不民主。他对朱、毛的论争采取“和为贵”。他后来说过：当时毛泽东找过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对毛说：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 出席红四军七大的，既有前委委员、全军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也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陈毅主持大会召开，作工作报告，代表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据参加七大的老同志回忆，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有的过了头。代表们对朱、毛等领导人的批评，有的意见很中肯，但不少意见很偏激，特别是对毛的意见更尖锐些。朱德发言承认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毛泽东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强调要根据四军的实际情况，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纪律。他表示：对他的批评，现在不说；对他有帮助的，他会接受；不正确的，将来会通过实践得到证明。 陈毅起草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对上述争论问题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这些意见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具体分析。不过，七大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又展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会议对朱、毛二人的缺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会议最后选举前委领导成员，原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 (四)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七大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请求，新前委同意他到闽西地方工作和休养。支持毛泽东的一些同志情绪有些波动，有的调整了工作，有的要求离开四军，包括林彪也提出去苏联学习。新前委书记陈毅将七大《决议案》和《前委通讯》第3期等材料呈报中共中央。7月下旬，中央要求四军派领导干部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四军情况。前委全体成员到毛泽东所在的上杭蛟洋开会，陈毅将去中央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表示赴沪期间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两人的看法还未一致，毛泽东坚持不受。这样，前委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红四军在9月中旬攻下“铁上杭”后，前委决定在县城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但由于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和毛泽东离开前委养病后，四军领导不健全，政治工作松弛，极端民主化倾向更加严重。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回信拒绝：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四军党内是非未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在八大前，第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等又联名写信，请他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八大会议，也被谢绝。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前委代理书记朱德主持召开。由于会前准备不充分，又无系统的工作报告，只提出几个问题交大会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嚷嚷吵吵，毫无结果。与会的熊寿祺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为了让各纵队都有人参加，将前委扩大为17人。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拿任何意见，全在大会上临时推选。这样，选出来的四军第八届前委没能改变过去的涣散状态。大家意见纷纷，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四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时任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许多代表支持。朱德也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但他担心毛不回来。于是，让几个同志给毛写了“敦请信”：接此信后若不回来，要给以党内处分。这样，毛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但此时八大已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会议开得不好，但它也有一“功”——广大干部明显感到，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