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和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状况非常重视，接连发出指示予以积极指导。这为在四军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一)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党中央收到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赞扬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还肯定了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和七大的那些正确结论。同时对七大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 《指示信》对有关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1]83-87 《指示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并且纠正了毛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更明确、讲得更周全。但是这封《指示信》，红四军没能在八大召开之前收到，使八大走了弯路，造成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陈毅在中央看到此信后深受教育。1929年8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指示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 (二)中央的“九月来信”。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周恩来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四军七大及毛泽东与朱德的分歧和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地评价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同时，他在八月《指示信》基础上，进一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对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意见。(一)红军领导应集中主要精力对付敌人，前委召开七大没有将注意力引导对外斗争，而将争论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争论的倾向；(二)七大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得出一个政治标准来判别谁是谁非，缺乏政治眼光；(三)七大前的前委扩大会议和七大的开法，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对朱、毛的缺点，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进行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许多批评又大多是主观推测，这只会使纠纷加重。 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八月“指示信”为基础，充分吸收一个多月来三人讨论的意见，完成了起草任务。周恩来对起草稿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了九个问题，基本内容和观点是： ——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征。认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军阀混战将继续发展。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个论断，对于提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也比井冈山时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 ——关于红军的分兵与集中。认为这只是某一时期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这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 ——关于红军的群众工作。它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两条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 ——关于红军的自身建设。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这对于军队建设也起了奠定根基作用。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关于反对极端民主化。它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为极端民主化打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关于朱德、毛泽东的争论。它对朱、毛两人“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作了批评，肯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挽回过去争论造成的损害，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四军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91-105 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非常重要。朱、毛二人的分歧最初并不大，但毛泽东担任一年半前委书记，没有征求过朱德的意见，使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没有发表机会。刘安恭来四军挑拨，林彪“选边站队”，使两人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朱、毛是四军的两位主官，陈毅夹在中间很难办，只能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为此，毛泽东对陈毅意见很大，认为他搞调和折衷。中央“九月来信”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这不仅对于红四军，并且对于各根据地红军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