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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关 键 词】实录/史学批评/范畴/经史关系 【作者简介】李传印，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既是一种历史著作的书名或体裁文类，也是一种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从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方面说，实录观念肇始于先秦的“书法不隐”，汉代史家围绕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论，提出了实录概念，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阐发申论，唐初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录论，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观念和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核心观念和范畴，历代史家论述很简略，对实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清晰界定，人们对实录的理解也一直比较笼统和感性。一般认为，实录就是史家在历史撰述过程中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并将实录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予以赞誉。在这层意义上，实录与求真、信史、直书等概念密切关联，人们甚至把这几种概念混而用之，如在史学批评中常说“直书实录”等。我们认为，要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观念有切实认识和把握，必须弄清实录观念中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载录史事，二是用什么样的文字和叙事方法载录史事，三是载录什么样的史事。综合历代史家关于实录的相关表述可以看出，在《春秋》经学的统摄和导引下，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以彰善瘅恶、劝诫褒贬为终极目的，以史载道，撰史明道，用寓含褒贬的语言文字和蕴藏史家撰史旨趣的体裁体例载录史事，劝诫资治，弘扬道义，为当世朝野提供道德示范和王道借鉴。与近现代史学揭示历史真相、客观认知历史的史学目的和理性要求不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将道德评断导入历史事实，呈现出客观性和道德性二重属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亦经亦史，半经半史，以经为体，以史为用，充溢着较浓厚的经学趣味，体现了经学对于史学的统摄力。本文拟通过对班固、刘勰、柳虬、刘知幾等人的实录观念的简要分析，阐释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观念的经学取向。 一、《春秋》经学与扬雄、班固对《史记》的实录评价 五经之一的《春秋》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根基。大体而言，《春秋》给予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导向：其一，“书法不隐”的书法原则；其二，通过一定的记事原则对历史事件毁誉褒贬，从而体现褒善贬恶道义的“春秋笔法”；其三，为尊者、贤者、亲者讳饰的道德理念；其四，求善劝诫的治史目标。 从南史书“崔杼弑其君”和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两件史事来看，孔子赞誉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孔子所言“不隐”应该是指不隐善恶，不隐道义。由于儒家经典的记述和圣人孔子的赞许，“书法不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学术范式和作史原则。 面对春秋时期世衰道微、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编订《春秋》，以图维系世道人心，达义救世。孔子编订《春秋》的理念和作史方法，后人概括为“春秋笔法”。虽然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春秋笔法”可能有不同理解，但《左传》概括出《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①就是“春秋笔法”的主要内涵。《春秋》五例是《春秋》经学经法、史法和文法的统一。简言之，经法旨在惩恶劝善，以求善为目标；史法旨在通古今之变，以秉笔直书的态度和撰史方法求真求实；文法立足于属辞比事，以显褒贬劝诫之意。 在继承先秦史学秉笔直书和书法无隐撰史传统的基础上，围绕对《史记》的评论，汉代史家提出了实录概念。从现有材料看，“实录”一词最早出现于扬雄《法言·重黎篇》：“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扬雄用“实录”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有些突兀，让人很难理解他所言实录的内涵，以及他选用“实录”二字的意蕴所在，故宋代宋咸、司马光等人在注《法言》时对扬雄所言实录的含义就有不同理解②。 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用“实录”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虽然没有对实录的含义做具体说明，但他在《君子篇》对《史记》有一个较明确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对扬雄所言实录的理解。扬雄《法言·君子篇》把刘安《淮南子》与司马迁《史记》进行对比，认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显然，《史记》对于圣人之用是扬雄最为称许的。《淮南子》浮辩虚妄，杂而不典，不可取信，而且其思想主旨是黄老道家，宣扬的是由文返质，无为而治，与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有较大差异，对于维系世道人心用处不大，故圣人君子弃而不用。《史记》则实录不隐，如鲁史旧文，故圣人将有采择以正褒贬。综合《法言·君子篇》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扬雄所言《史记》对于圣人君子之用主要在于其蕴含的天人相关之理，古今变化之势，兴衰治乱之迹，维系世道人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扬雄撰写《法言》的动机和旨趣亦是我们理解其实录观念内在意蕴的窗口。《汉书·扬雄传》载：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据此可知，扬雄是站在儒家经学立场上评价司马迁的，并概括出《史记》的“实录”性质。扬雄用“实录”评价《史记》，其意在批评司马迁不为尊者隐讳，历史观点不同于圣人，是非评价谬于《春秋》经学。在扬雄眼里，那些有损汉初诸帝形象的史事，本来都是要隐讳的，但司马迁却都如实记载。这种不顾场合，不分对象，不知讳饰的大实话，扬雄称之“实录”，这或许是“实录”最初始的意义。 与扬雄不同，班固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肯定司马迁所撰著的《史记》是实录，但班固所言的实录，其意义较扬雄有所引申和扩展。他说： 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班固不同于司马迁，是一个虔诚的儒家卫道士，宗经矩圣。他“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④，撰写《汉书》，其宗旨在于宣汉。西晋傅玄批评班固说：“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⑤在撰史方面，班固虽然与司马迁异趣，但他也用“实录”二字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并从义、文、事三个方面阐明其理由，大体上还是用“春秋笔法”的标准对《史记》进行评价。 “善序事理”是说《史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阐明了历史中蕴含的“道”。关于“事理”，章学诚解释说：“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⑥道存于史事中，事中蕴含道义，若要事中见道，以事明理，文字表述和历史叙事的方法就很重要。讲求词序是《春秋》属辞的特点之一⑦，讲求时序是《春秋》比事的主要方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⑧。只有词序、时序顺畅合理，事理才能昌明，大道才能彰显。班固认为，司马迁得《春秋》属辞比事之旨，叙事井井有条，事理晓彻。对此，刘勰看得很清楚，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指出，《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⑨。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是说《史记》在文字表述上严谨、准确，文如其人其事，文质相称。“春秋笔法”既是经法、史法，也是文法。在文法方面，《春秋》尚简用晦，用词极其严格，通过特定的词和词序，达道义，彰善恶，寓褒贬。班固认为，《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的文辞特点与春秋笔法中的文法是一致的，即用词准确，质朴切直，不浮夸粉饰，不粗俗鄙陋，叙事恰如其分。 班固认为《史记》“事核”，即所叙历史事实真实、准确、可信，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隐善恶，不隐道义的“书法不隐”是孔子称赞的作史原则，春秋五例中第四例“尽而不污”，说的就是叙事要尽其事实而不纡曲。杜预《春秋序》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⑩显然，《春秋》对于违礼背道的人和事，直书其事，不加隐晦。班固认为，“事核”是实录的应有之义，要求史家撰史要做到事实清楚，翔实正确，其思想应该是来源于《春秋》经学“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之例。班固所言“事核”之“事”，并非全部历史真相，而是历史上的善、恶之事。 彰善瘅恶是《春秋》的宗旨，也是孔子编订《春秋》的终极目的，反映了《春秋》经学对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春秋》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惩恶而劝善。班固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即认为《史记》在文直、事核的基础上，对善人善事善行如实记述，对恶人恶行不隐讳，做到美恶如实，揭示于世。明代何乔新曾指出，《史记》所写“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卷首；晏婴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见”(11)。钱大昕批评王允所谓《史记》“谤书”之说，认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且使迁诚谤，则光武贤主，贾、郑名儒，何不闻议废其书？故知王允偏心，固非通论”(12)。 若以近代客观史学来比照，扬雄、班固所言的实录，虽然是记录历史事实，但这个事实并非历史本相，而是对依照儒家标准而呈现的善事恶行。对这些善、恶之事如实记录，便是实录，与近现代史学揭示历史真相、科学认知历史的治史目的和客观理性要求并非同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