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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春秋》大义下直书与曲笔折衷调和 刘知幾《史通》的问世，表明唐朝初年，予夺褒贬、彰善瘅恶的实录史学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实录”也从较为模糊的一般观念升华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从实录观念升华到较为系统的实录论，刘知幾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刘知幾的实录论及其史学理论贡献，许冠三先生《刘知幾实录史学》已有深入的研究，傅振伦、施丁等先生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知幾在《史通》中一方面称赞直书，倡导实录，坚决反对曲笔，一方面又为曲笔留下一扇方便之门，并极力为曲笔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和辩护，陷于自我矛盾之中。刘知幾这种无法挣脱的自我矛盾，恰恰是《春秋》经学道德取向与史学客观取向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刘知幾的实录论，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而且是经为体，史为用。 坚持直书实录，反对曲笔作史是刘知幾的基本史学主张，也处于其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傅振伦先生曾经说：“盖知幾主张撰述史书，贵为实录。”又说：“知幾既以史之所贵，在于写真，求为实录。”(17)许冠三也说：“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盖《史通》四十九篇，实无一篇不以‘明镜照物’之直书为依归，亦无一篇不以‘据事直书’之实录为准。全书八万九千字，亦无一字不在讲究‘善恶毕彰，真伪尽露’。”(18) 刘知幾的实录观念源于《春秋》经学，承继于扬雄、班固，发扬于刘勰《史传》。他在《鉴识》篇中说：“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孔融)之含异，等公干(刘桢)之有逸，如子云(扬雄)之含章，类长卿(司马相如)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刘知幾所言的实录，除重申班固实录观念外，对史文是否质朴切直，表述是否虚华更为关注。在《惑经》篇中，刘知幾又说：“史官执简”，宜类“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闻”，要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样才能称为“实录”，这与班固“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观念近乎一致。关于直书撰史的目的，刘知幾也仍然停留在《春秋》惩恶劝善、达义明道的基本旨趣上。《载文》篇云：“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刘知幾所言的“直书”是一种相对意义的直书，而非绝对意义的直书，他同时为曲笔留下了一扇方便之门。直书是刘知幾实录观的核心，《史通·直书》篇虽然慨叹直书实录之难，但还是极力推重“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直书精神和崇高气节，强调“史之为务，申以戏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移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如果仅从《直书》篇看，刘知幾的直书包括史官写史独立性和作史客观性双层含义，与近现代史学客观理性相近。但刘知幾在《曲笔》篇中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后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面对直书善恶与恪守纲常名教的冲突，刘知幾做了让步。本来隐讳是《春秋》之义，与客观理性意义上的直书实录是矛盾的。但刘知幾承认“子为父隐”的隐讳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另一种形态的直书，刘知幾的直书在名教面前转了个弯。即使是直道不足，只要能够弘扬名教，恪守名教，曲笔是可以理解并被接受的，这就为曲笔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也使其直书呈现出相对性。换言之，刘知幾所言直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直书，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直书，内含史事客观性和道德崇高性二重属性。 刘知幾在主张直书同时，又为曲笔辩护。刘知幾把曲笔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真正的曲笔，一种是合情合理的曲笔。他所反对的是真正的曲笔，对合情合理的曲笔不仅包容甚至怂恿。《史通·曲笔》载：“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书》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异豺虎可也。”这些都是刘知幾所言的真正的曲笔，他对此斥之深，恨之切。从刘知幾列举的这些真正的曲笔事例来看，都集中于史家因动机不纯，史德不高造成的曲笔。而对于那些事涉君、亲，言多隐讳的曲笔，在刘知幾看来，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是撰史时所必须做到的。因为这种曲笔也是另一种形态的直道，即使有违直道，但符合《春秋》大义，符合纲常名教的道德要求。他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9)只要史家撰史动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符合《春秋》大义，宣扬纲常名教，即使是曲笔，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仅不要谴责，反而要给予包容和鼓励。在刘知幾的观念中，直书与曲笔两种尖锐对立的撰史态度和作史方法，在《春秋》大义和名教原则下，居然得到折衷调和。这种折衷调和实质上是以史学牺牲自身独立性和客观性为代价，向经学屈服的结果。以坚持直书，反对曲笔而著称的刘知幾在《春秋》经学的道德性和史学的客观性选择中，偏向经学一方，成为经学的守望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