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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经附圣是直书实录的前提和原则 汉代围绕《史记》评论提出实录概念，并逐渐得到后世史家的认同和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录”成为史家史学批评常用术语之一。南朝沈约批评一些有关南朝刘宋的史著“多非实录”(13)，遂决心重新撰修。北魏高允认为，“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14)，用“实录”来评定历史撰述的政治性质和鉴戒功用。崔鸿自言其所著《十六国春秋》删正旧史差谬，“定为实录”，用“实录”标示其历史著作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刘勰一直以直笔撰史的倡导者而为史家所称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魏晋以前史学发展边叙边议，通过对史家史著的品评，阐发他的史学观念。在刘勰诸多史学观念中，直笔、实录观念是其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概言之，针对魏晋时期种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刘勰提出严厉批评，既谴责班固遗亲攘美，征贿鬻笔，批评袁山松《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偏颇杂驳”；又呵斥薛莹的《后汉记》、谢承的《后汉书》“疏谬少信”。通过对曲笔作史的批评，表明他对于直笔的向往和尊崇。对于《史记》，刘勰承袭扬雄、班固的观点，给出“实录无隐”的评价，称赞《史记》叙事有法，实录无隐，文辞博雅弘辩。在对魏晋以前史家史著品评褒贬以后，刘勰提出撰史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极力倡导史家在撰史过程中要做到“文疑则阙”，“析理居正”，尽可能撰写信史，并将“良史之直笔”定为“万代一准”。在《史传》篇最后，他宣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综观《文心雕龙》中《宗经》、《征圣》、《史传》诸篇，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的直笔、实录观念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经上位，史下位，史学原则从属于经学原则。《文心雕龙》开篇就是《原道》、《征圣》和《宗经》。他在《宗经》篇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即经是最高的道，是一切撰述的总纲。从史学方面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纪传盟檄，《春秋》为根”，《春秋》既是儒家经典，也是史学之根，《春秋》五例是一切历史撰述的准绳。只有宗经，历史撰述才能做到事信义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刘勰看来，直书、实录的前提是宗经，依经撰史，自然就能做到“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 第二，撰史要依经附圣。虽然刘勰一再强调直笔作史，但他又在《史传》篇中说：“是立义远言，宜依经以树则；劝诫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意思是说，任何历史撰述必须符合经义经法，是非评判，善恶权衡必须以圣人之言为准的。他在《征圣》篇亦主张：“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也就是说，对历史著述的评价必须征诸圣人之言，检之以圣人的是非褒贬，从而构建起由经窥圣、由圣统文的逻辑顺序。 第三，撰史的目的不在于保存历史事实，也不在于客观认知历史，而在于求治和求善。通过历史撰述，“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直笔撰史也是为了“彰善瘅恶，以树风声”(15)。 第四，通过属辞比事，寓褒贬于历史叙事之中。刘勰指出：“《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刘勰十分推崇《春秋》微言大义，著史也要依《春秋》之例，通过对善恶得失的记述和褒贬，让天下百姓知晓道义所在，礼义所向。 刘勰的直笔、实录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以经统史、史归于经的思想主张，使刘勰的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经学取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虽然从学科分类上离经自立，但史学的内在精神仍然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 北周史官柳虬有一篇上疏，对史官密书善未足惩劝提出批评，要求史官当朝显言其状。柳虬说：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 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16)柳虬首先肯定了直书的史学传统，同时指出史官密为记注的制度影响了直书作用的发挥，成为曲笔产生的一个制度性根源。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坚持直书，避免曲笔，更好地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呢？柳虬提出：“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 人们一般都很关注柳虬所宣扬的直笔主张，但柳虬上疏中还有两句话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一句是“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在柳虬看来，直笔撰史，并不是保存历史事实，也不是客观记述历史发展过程，更不是科学客观地认识历史，而是要以道义为准绳，以辨善恶、正是非的旨趣载录史事，记功过，表兴衰，以为当世鉴戒，弘扬道义，为社会树立道德典范和伦理标杆，这种撰史目的与传统经学要求完全一致，经学旨趣浓厚。柳虬虽然说的是直笔撰史，但这种直笔与近现代史学要求客观记述、揭示历史真相，科学理性认知历史的撰史理念大相异趣。第二句是“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柳虬认为，密书记注制度虽然客观上可以为后世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无益于当世。在柳虬看来，史官撰述有益于当世才是最重要的，董狐、南史勤于记注，敢于记注，直笔记述，但所记注君主言行并不是为了让记注文字流传和保存，而是通过记注为当代人呈现善恶的标准，为社会提供道德示范，为当下政治提供可资鉴戒的政治实例。在为后世保存历史真相与为当世提供政治鉴戒和道德示范两种选择中，为当世彰显善恶，树立风声才是“实录”的首要义旨，史官应该通过历史撰述直接参与当代的政教风化。在这一意义上，史学已成为经学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