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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火灾频生且破坏严重是元代杭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元代杭州制定有防患火灾的政策和法规，地方官府针对灾情有具体的应对措施，火灾赈济也有相应标准并以详细的灾情统计作为依据。神灵主宰、“天人感应”依然主导着元人的灾异观念。《元史》有关杭州火灾之记载存在错漏之处，需要综合其他史料进行修正与补充。 关键词：元代；杭州；火灾；《元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从草原到江南：元代社会的灾害应对研究”（13YJC770041） 作者简介：苏力（1977—），男（蒙古族），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元史与蒙古史研究。 元代的杭州，是元帝国江南地区的最大都会，享有“天堂之城”的美誉。有关杭州的研究一直是元史学界探讨的重点，建树颇多，硕果累累。①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李治安、宋涛主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力图以灾害研究的视角，具体考察杭州应对火灾威胁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丰富对元代杭州的认识，同时也为元代灾害史研究，特别是城市灾害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依据。 一 元代，杭州路为江浙行中书省所辖诸路之一，领有海宁一州，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新城、富阳、於潜、昌化等八县，江浙行省的省治就设在杭州［1］1491。火灾频繁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有关杭州最早的火灾记载见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自这一年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约1 200年中，有据可查的火灾就发生了近300次，平均每4年一次［2］。宋元时期，是杭州火灾的多发时期。南宋定都临安后，火灾频繁发生［3］，如绍兴二年（1132）五月庚辰，“临安大火，亘六七里，燔万数千家”［4］1380。嘉定元年(1208)三月，杭州大火，“燔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五万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余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践死者不可计。城中庐舍九毁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4］1382嘉定四年（1211）三月丁卯，杭州大火，“燔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勅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火作时，分数道，燔二千七十余家”。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壬子，杭州火，“燔城内外数万家，禁垒百二十区”［4］1384。 元代，杭州的火灾依然频繁发生，据笔者统计，较大规模的火灾世祖朝发生3次，成宗朝6次，仁宗朝1次，英宗朝3次，泰定帝时期3次，文宗朝8次，顺帝时期4次，共计有28次之多。②数据主要采集于《元史·本纪》《元史·五行志》以及龚嘉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卷八十三《祥异》等史料，并参考中国火灾大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火灾大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之数据。统计中，个别寺观庙学的火灾不计入数据内。受到笔者能力所限及史料记载缺失等因素影响，实际发生的灾害次数应高于目前的统计数据。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杭州火，“燔七百七十家”；大德八年（1304）五月，杭州火，“燔四百家”；泰定帝元年（1324）八月，杭州火，“燔四百七十余家”，四年十二月，杭州火，“燔六百七十家”［1］1065。到了元顺帝时期，杭州城的火灾规模更大，至正元年（1341）四月，杭州发生大火，“燔官舍民居公廨寺观，凡一万五千七百余间，死者七十有四人”［1］1100。至正二年（1342）三月，“杭州路火灾”［1］863。至正三年（1343）五月四日，杭州再次遭到火灾侵袭［5］96。 至正初年的这几场大火规模很大，给杭州城造成了严重损失，史籍中多有记载。对于至正元年四月的杭城之火，《元史·顺帝本纪》中未见著录，倒是《元史·五行志》中予以记述，但也仅是寥寥数笔。幸好我们能够凭借其他史料记载，得以进一步了解此次火灾的细节情况。元人杨瑀所著《山居新语》中对此次火情记述甚详：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6］223。 从数字上来看，《山居新语》较《元史》所载更为精确，细节也大为丰富。此外，借助它的记载，能够使我们对火灾的发生、发展情况有一个基本掌握：“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灾起杭城，自东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闾舍，焚荡迨半，遂使繁华之地鞠为蓁芜之墟。”［6］224可见，火情起于夜半，迅速发展蔓延，使杭州城遭受了巨大损失。 所谓祸不单行，至正二年，杭州又遭遇大火侵袭。对于此次火灾，不同史料均有记载但相互间又略有出入。《元史·顺帝本纪》中只有短短几个字：“杭州路火灾。”《元史·五行志》中也仅是“杭州又火。”［1］1100《山居新语》对此则记为：“明年（至正二年）四月一日，（杭州）又复火灾。”［6］224杨维桢所作《武林弭灾记》则曰：“至正二年，四月一日，杭城大灾，毁民庐舍四万有畸。”［5］9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明年（至正二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7］116一方面，各家史料对发生火灾这一事件的记载是明确的，只是细节上详略有异；另一方面，在火灾发生的时间上，各家记载则有些出入。《元史》“顺帝本纪”和“五行志”所记火灾发生的时间，前者为至正二年三月，后者为至正二年四月。那么，火灾发生究竟是在三月还是四月？参看其他史料发现，《山居新语》《武林弭灾记》和《南村辍耕录》对此均记载为至正二年的四月一日，据此可认为，至正二年的杭州火灾应发生在四月一日。 至正三年，杭州再遭不测。对于此次火灾，《中国消防通史》误作为至元二年四月之火灾，恐因其所引《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录之《江浙廉访司弭灾记》（即《武林弭灾记》）漏载了“毁民庐舍四万有畸。明年五月四日，又灾”等字所致。参见李采芹主编《中国消防通史》，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714页。杨维桢在《武林弭灾记》中记载该年五月四日，杭城大火，“作于车桥，火流如乌孛、如棓冲，所指即炎，势且逼西湖书院”［5］96。而对于此次火灾，《元史》中未有记载，故我们可据《武林弭灾记》作为《元史》漏载之补充。 杭州多火灾与其城市发展、建筑结构、生活风俗、气候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8］。元代的杭州人口繁多，工商业、手工业极其发达，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经济繁荣，是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经济发达，人烟稠密，使得杭州城市内部空间紧凑，时人对此多有形容：“闾阎比辏，人马杂沓，声嚣若雷，气滃如雾”［9］；“杭郡民庐，比辏如栉，而寿安坊当圜匮四达之冲，又最嚣处也。”［10］这种家家户户紧密相连的居住形式，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在文人眼中“自有一种风韵耳”［11］。但现实的问题是，由于特殊的居住环境，房屋间隔狭小，当时的建筑又多以竹木为材料，一旦发生火灾，必然很快蔓延起来，正所谓“钱塘辐辏地，居处层楼巅。版墙不隔尺，万家手可传。一遭回禄灾，乐岁如凶年”［12］1612。上文提到的“寿安坊”就经常发生火灾，元人方回曾作诗记之：“（庚子年）三月二十九夜二更，杭火，焚花巷、寿安坊。至四月一日寅卯止。”［13］关于杭州多火灾的原因，明代人田汝成曾经总结道：“杭城多火，宋时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灶突连绵；其二，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彻夜烧灯，幢幡飘引；其四，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其五，妇女娇惰，篝笼失检。”［14］442前贤对杭城多火的论析颇多，笔者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