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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和东方史学界几乎同时都有史家大力倡导“大历史”。但“大历史”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史学便已经开始逐步形成自家特有的“大历史”传统；而其开创者，正是被世人誉为“史圣”的司马迁。他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主张，为其“大历史”史观的关键之所在。这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天人论具体运用于史学领域，去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的统一和谐，去探讨“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最匠心独运之处，是在所著《史记》中为“天”设立了专门的篇章名曰《天官书》。虽然他清醒地认识到“星气之书”的“不经”与“不殊”，但仍然“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编撰为专篇，从而为中国古代史著编写树立了一个“天”“人”同书的范式，意义重大。自此而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式的所谓“二十四史”当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史著都设置有《天文志》一类关于“天”篇章的事实，雄辩地表明“天”“人”同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确乎蔚然成为一种传统。而这实质上也就是“自然史”、“人类史”并重的“大历史”传统。于正史之外，中国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还可从众多的其他形式史著以及类书那里明显看到。例如以《通志·二十略》、《初学记》为代表的一大批著述，所具有的那种包罗万象的规模和气势，无疑是与司马迁开创的“大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属于“大历史”的做派。有着数千年“大历史”传统的中国史学，必将对当今新兴的“大历史”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关 键 词】大历史/“天”“人”同书/“大历史”传统 【作者简介】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引 言 “大历史”认为，历史不限于“人类史”，而且应该包括“自然史”。20世纪80—90年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史学界，几乎同时都有史家大力倡导这种“大历史”，呼吁历史研究应该“人类史”与“自然史”并重。①尤其西方一些史学家，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开设“大历史”课程，撰写用作教材的“大历史”著作。这方面，最典型者自然要属美籍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完成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了。②然而由此人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大历史”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史学领域新事物。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撰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其第一卷手稿中曾有注文云：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尽管这个注后来被删去了，而被删的原因迄今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注文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历史由“人类史”和“自然史”共同组成。这，岂不正是“大历史”的史观！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些，去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史学，那么则不难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史家便已经有了“大历史”的史学创立实践，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家特有的“大历史”史学传统。对此，让我们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