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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近世以来，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学习西方、用近现代西方文化改造自己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⑩其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很多很伟大，但存在的问题乃至失误也应该承认的确不少。就史学领域而言，引进、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特别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之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而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大家有目共睹，毋庸细说。不过在此过程中，每每也出现了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同倒掉的现象。如将自司马迁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天”“人”同书的“大历史”传统丢掉，便是典型的一例。 记得21世纪初始，在一次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倡导大历史、大史学的发言。(11)不想遭到许多与会先生的批评。这些先生将我所主张的“人类史”、“自然史”并重的“大历史”视为离经叛道，认为是悖逆行为。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学者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已经与古代史家的“天”“人”同书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些学者把历史仅仅限于“人”(即“人类史”)，而将“天”(“自然史”)排除于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现象表明，经过西方近现代文化改造的中国现当代史学主流，已经把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完全丢掉了。 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重视“大历史”的学术走势，中国学人应该做的事情，恐怕首先就是恢复被丢掉的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当然，这种“恢复”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仿效，更不是形式主义的全盘照搬，而必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而积极地继承与超越。我深信，有着数千年“大历史”传统的中国史学，对于当今新兴的“大历史”史学发展，必将作出自己的特有的重大贡献。 注释： ①关于西方史家的论述，参见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孙岳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关于东方史家的论述，见黄留珠《传统历史文化散论》之“自序”“史论”相关部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克氏书于2004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200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译者：宴可佳、段炼、房云芳、姚蓓琴。 ③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又收入笔者文集《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3年再版。 ④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884年第2期。 ⑤《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⑥《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索隐》，第1289页。 ⑦《史记会注考证及校补·天官书·考证》引王元启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下栏。 ⑧同上书，第740页。 ⑨关于这一更改的意义，史家鲜有论及。拙意以为，此举大大减少了神秘成分，而明显增加了文化与科学色彩。以“天文”取代“天官”，应该是班固《汉书》的一大进步。 ⑩这里所说的“西方”“近现代西方文化”是广义的。不可单一地理解为西方那种以民主、自由、普选等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而应该包括源起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内。 (11)该发言题为《21世纪史学应该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又收入中国史学会编《21世纪中国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