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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裴毅然：《“治外法权”起缘》，《争鸣》2012年第5期，以下所引裴文出处相同，不再出注。裴文所谓的“治外法权”指的就是“领事裁判权”。今天确有许多研究者以“治外法权”来指称领事裁判权，但裴文所谓“‘治外法权’，其核心即领事裁判权”显然有误，二者在学理上有严格的区分：领事裁判权往往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无限制的权力，只要某一个国家获得了这种特权，那么其国人无论是谁，都享有这种特权，这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而治外法权，是根据国际法上的规定，只能由一国的元首、外交官、海陆军队享有的权利，凡是独立国家都应享有这种权利。参见张廷灏：《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②③④⑧《两广总督阮元奏审办米利坚夷船水手伤毙民妇一案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册，北京：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9、8、9、8页。 ⑤《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4、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⑥《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1卷，第384、394－402页。 ⑦《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册，第8页；《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1卷，第327页。 ⑨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Sep. 1835, p. 226. ⑩中外学者的研究，可参见仇华飞：《德兰诺瓦事件考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纪宗安、刘姮：《“德兰诺瓦”事件新探》，《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59页；［英］马士著，欧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页。 (11)(13)(16)(19)《两广总督阮元奏审办米利坚夷船水手伤毙民妇一案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册，第9、8、9页。 (12)(17)(18)(20)(21)《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1卷，第343、416、394－402、415、417页。 (14)西方这样的评论和措辞，参见［英］George Thomas Staunton(乔治·托马斯·斯当东)，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中国杂记》)，London, 1850, p. 409－432. (15)《钦定大清律例》卷五，“名例律下”，乾隆五年刻本。 (22)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1743－1751年)》上卷，“官守篇”，世楷堂光绪二年刻本，第40－41页。 (23)阮元：《两广总督阮元奏审办米利坚夷船水手伤毙民妇一案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册，第8页。 (24)(25)(26)《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1卷，第415、417、416页。 (27)(28)(29)(31)《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1卷，第416、413－418、413、434、327－434页。 (30)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国际法在国家层面的法典化，并且初具世界意义，是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开始的。而1856年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等七国在巴黎签订的《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则是西欧七国力图使这一宣言国际条约化、法典化的最初努力。而为世界多数国家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则是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以后才基本形成的。参见王开玺：《英军焚毁圆明园事件与“国际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8、57页。 (32)转见纪宗安、刘姮：《“德兰诺瓦”事件新探》，《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第66页。 (33)(34)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Dec. 1833, May. 1834, Dec. 1834, Oct. 1836, pp. 372, 39, 353, 249. (35)(36)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May. 1837, p. 5. (37)《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第2卷，第92页。 (38)［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71页。 (39)西方人的各种记载和西方学者的论著中，从正反两方面均有述及。参见［英］马士著，张汇文、姚曾廙、杨志信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0－141、145－146页。 (40)(41)(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40、140－143、142页。 (43)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67-4-17, Vol. 56, p. 743. (44)侯强：《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1840－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曹全来：《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74页。 (46)高汉成：《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7)(48)陈亚平：《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关系辨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9)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346页。 (50)张廷灏：《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第100页。 (51)《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9－270页。 (52)《上海租界权限章程》(1902年6月10日)、《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1902年11月)，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51－52、146－147页。 (53)《续增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1905年2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华务民事案件办法》(1905年2月)，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286－287、288－289页。 (54)陈亚平：《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关系辨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