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关于封贡体系指导理论的选择 许多西方学者用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模式解释中国古代的封贡体系，但实际上封贡体系体制与前者完全不同，前者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对亚非拉弱小国家奉行资本扩张、武力侵略和政治威慑为基础和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极端不平等的国家联盟关系的产物，所谓附属国实在与殖民地没有太大差别。这种近代国际关系模式不适合用来解释古代中国中央政权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 与西方学者相反，中国学者一般以“天下观”来阐释封贡体系的运作规律，“天下观”主张“王者无外”、崇尚礼、德、仁与臣属服事秩序，主张“修德以徕远”，愿和平，重防御，戒征伐，代表了几千年来中原王朝以德治仁政“协和万邦”、周边部族政权共认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乃至万邦来朝的政治理想，“五方说”、“枝叶说”、“腹心肢体说”都是这种政治理想的翻版，这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格局设计在本质上更属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文化理想与预期，与中国古代纷纭复杂的华夷关系的动态发展演化相比，一厢情愿的色彩极为浓厚，形同今日美国的普世主义。 笔者认为，真正能够解释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理论模式是基于地缘战略格局在中国延续了二三千年其内涵外延不断变化的华夷观。 根据秦汉乃至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和文化谱系建构模式，华夷观作为一种古老的观念体系，其研究的视域甚至可以上溯至夏禹时期。从那时起至夏商时期的早期华夷观，概就地理方位而言，并不含有文化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成分。西周时期基于文化选择模式的华夷观开始凸显、强化，但与此同时泛臣民观念也绝对性地贯穿于整个先秦时期，这使得当时的华夷观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内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特征。秦汉以后，基于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民族政权的地缘军事格局态势的固化，华夷观中的地域、民族、种族概念在华夷政权之间纷繁复杂长达两千余年的分和对峙中不断得到强化，虽然期间华夷观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但修攘制御向为华夷关系的主题，通过对华夷冲突与华夷之防的不断强化，华夷观在民族意识和王朝政治决策两个层面构建起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基础理论框架，确立了华夷观在古代封贡体系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华夷观较之天下观在中国传统封贡体系的研究中也更具名实兼备的阐释效力。 随着华夷地缘战略格局不断的历史流变，华夷观作为一种特定的指导思想进入王朝政治决策系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战争史就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竞逐中原地区统治权的历史，换言之，中国古代华夷观和防控夷狄政策的形成和长期延续，是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民族政权、部落自西周以来近三千年特别是秦汉以来最近两千年的和战交往分不开的，有着相当牢固的历史事实基础，绝非中原农耕文明单纯的文化优越感或者中原王朝统治者自高自大式的“政治想象”所造就的，也不是中原汉族王朝单方所能完全主导或左右的。明末清初王夫之通过总结历史，也认为夷狄侵扰是中原王朝兴衰成败的重要原因：“古今之亡国者，有二轨焉，奸臣篡之，夷狄夺之也。”(12)欲有效防制、控御夷狄，广修仁义与保持强大的王朝军事力量两者不可或缺，只有做到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抚顺诛逆，中原王朝的广修仁义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夷狄以劫杀为长技，中国之御之也以信义。虽然，岂易言哉？获天之佑，得人之助，为天下君，道周仁至，万方保之，建不试之威，足以服远，于是奋赫然之怒，俘繫而畛灭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义以绥之，任其来去而与相忘，弗能背也。”(13)在地缘军事力量的分合对峙中，保持对边疆民族的军事优势是中原王朝避免与边疆民族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根本之策，甚至也是唯一有效之策：“夷狄之于中国，本不敢有侵侮窥伺之意。唯中国失其所以为武备者，则狼子野心始敢肆其贪婪之心。如汉魏使夷狄内附者，入居中国障塞之地，故至西晋有元海、石勒之变；石晋以沿边十六州之地贻契丹，故至末帝有耶律德光之变。以是，知强理天下以绥服二百里为奋武卫之地，以严华夷之辨，此乃万世遵行不可移易之法。”(14)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包括了中原王朝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中外观、边疆观、防务观，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防务为一体的综合观念体系。其中维护本国、本政权的军事安全的陆基国土防御观更在华夷观中居于核心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核心功能。(15) 与华夷观的演变相适应，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与士人阶层一直在探讨一条能够安邦靖国的根本之道，其结论则为修内攘外，或曰安内攘外。当然，每个王朝在修内攘外政策的具体运用上会因时因势有所变化。以两汉为例，西汉武帝时期，军力强盛，征伐四出，匈奴远遁，西域称臣，于是对四方诸夷多封众建、以夷治夷运用的较多；东汉时期国力削弱，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远距离征伐，边疆政策以防守备御为主，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运用得较多。明朝在北部边疆防务中对蒙古、女真也曾多次实行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的政策。在中原王朝的国土防御观念里，“诸夷相争乃中国之利”，多封众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诸夷在相争中实力相互削弱，无形中降低了对中原王朝防御体系发动侵略攻击的程度和次数。但这种政策手段的前提是边疆诸族不相统属，力量分散，一旦边疆民族通过战争重归统一，就会重新对中原王朝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汉、唐、宋、明诸朝在边疆防务政策中都是根据具体情势，综合运用战争、贡赐、互市、和亲、盟誓、纳贡、纳质、联盟、同化等多种手段，威惠并行，攻防兼备，以尽力保障防御体系的稳定和安全为根本，并不以降低自身的战争损耗为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对华夷关系的调控作用与中原汉族文明对边疆民族的心理同化作用，自汉以后一直受到中原王朝统治者的重视。 但随着华夷交往地理范围的扩大，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政策越来越凸现出一种圈层性差异。较之对毗邻区的重点关注，中原王朝与那些相距较远并不存在地缘战略冲突的诸夷政权或部落(也即一般交往国、政权或部落)的军事、政治期望一开始就非常淡薄，几近于无，因此这种夷族政权或部落在中原王朝的封贡体系中的地位就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当然，这种经济、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但这显然不是中原王朝封贡政策关注的重心。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关注重点始终在那些与自身陆上毗邻、存在地缘战略关系的夷族政权或部落，在漫长的王朝统治时期，这种关注后来也延及海上毗邻，但海上毗邻的关注程度相较前者非常微小。中原王朝以陆立国，其国土防御体系的建构也以陆地为主，体现出鲜明的陆基性特点。正是这种以服务于陆基政治稳定、军事安全并以毗邻诸夷政权或部落为主要对象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边疆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趋于内地化，而毗邻诸夷政权或部落也逐步被中原文明濡染，形成东亚汉文明圈。这种基于地域远近、地缘关系亲疏而形成的圈层性政策差异，是解读中原王朝封贡体系鲜明的政治、军事色彩的重要一环，是认清封贡体系实为一种陆基国土防御体系这一根本属性的关键。 理解华夷观在封贡体系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除了需要认清上述封贡政策的圈层性差异，还需要将华夷观在民族意识和王朝决策两个层面的波动区分开来。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在这两个层面的嬗变轨迹是有相当区别的，前者主要以文化的认同为主，侧重对其文明程度的考量，前者的改变基于华夷文明差距的缩小，当然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为夷的华化；后者则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周边国家或者部落之间的军事对抗、政治对抗等形式的政权间的博弈，当中原王朝在这种力量博弈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往往实行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的政策，当中原王朝处于博弈的劣势中则往往加强对周边政权的华夷之辨与华夷之防，因此这种决策层面华夷观念的彻底消弭，一般基于借助王朝统一战争和经济文化一体化而造就的地理管辖范围的进一步扩张，这显然比前者难得多。此外，由于中原王朝的立国根基在于农耕经济的累积，而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又受到地理、气候、政策、社会风气、科技应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和教化提供长期、稳定、强力的经济支撑，华夷之间力量对比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华夷之间的防范与对抗就成为中国王朝历史的一种常态。从这种角度讲，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更主要的是政权对抗、民族对抗的产物，文明文化的比较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华夷观念的变迁也更多地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民族政权及部落间博弈力量的消长、变化联系起来。相应地，华夷观和华夷之辨自然成为封贡体系理论构建的主要基础，指导理论中弥漫的军事气息又反过来强化了传统封贡体系先天性的浓郁的军事、政治对抗的色彩。陈芳芝有一段精彩的评述，虽只是论述历史上国内边疆各割据政权或部族与中原政权间的动态关系，却颇能藉以概见封贡体系中华夷关系的大致脉络，今录于此： 内地与边区，相依而不可分，如腹脏之与肢体。自秦以还，吾国政治历史常循环于大一统、小一统、偏安三种局面之轨道，其递嬗几完全以边陲与内地之间关系为决定因素。中国盛，威力足以统驭边徼，边区领土入隶中国版图，则局面为大一统，从而国家鼎盛，社会安泰，疆场宁谧。汉、唐、元、清之全盛时代，即为大一统之局面也。其次中国势力不足以控制边区领土，退而防守内地外围以御边区民族之内侵，此时局面则为小一统。西晋、北宋及明代即其适例。在小一统局面之下，边患频繁，从而国家多事，社会贫乏。一旦边区民族崛起，复乘中国之敝，大举入寇，如中国不能抵御，势须放弃黄河流域，退守长江以避之，因成偏安之局，国势阽危，终且流于灭亡。若五胡之乱晋、辽夏金元之逼宋、满洲之灭明是也。循环轨道，伊古以来，未之能易。故曰：中国安危，系于边陲统驭之得失。而中国之绥服边陲部落，亦实为国家争取生存保护封疆不得已之自卫，非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专以务远略臣异域为快者也。(16) 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中国学者屡屡提及的“天下观”在阐释封贡体系时的种种局限，“天下观”虽然在表面上成为封贡体系外交活动中非常理想、动听的外交话语体系，却无法契合华夷交往与对峙的复杂而残酷的历史现实，天下观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也大多显得迂拙迟滞，实际操作性较差。如汉时之匈奴，“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17)此外，汉匈争战百余年，西域亦首鼠观望叛服贰属百余年，例如，期间汉朝如何对这种和战不定的敌对力量、叛服不定的中间力量实施其天下观？天下观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左右中原王朝与外界交往模式与关系模式的，除了理想，还有现状、实力、利益、环境等诸多重要因素，即便是在汉、唐、元、清等朝代的强盛时期天下观也不能真正实施，真正从民族意识和政治决策层面支撑着封贡体系两千余年不断延续运转的理论核心仍是笔者所说的华夷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