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末日本崛起后，用武力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尝试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再次出现大国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权力正在悄然发生转移，但与19世纪末相比，当前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中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现有体系，因此自身并无意改变现有秩序。这种情形之下，现有主导国家能否摒弃历史的惯性思维，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包容态度，是对东亚局势未来走向的重要考验。 关键词：权力转移；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日本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争端研究”（13YJC770047） 作者简介：王秋彬（1977—），男，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近代以来，东亚大国实力地位此消彼长，区域国际体系亦不断随之发生变革。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日本对中国在东亚秩序的主导权提出了挑战，意欲建构以其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当中日两败俱伤之际，外部大国美苏乘虚而入，在该地区建构起两极对峙的区域秩序，并使之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秩序的组成部分。随着前苏联势力衰微直至解体，美国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主导性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前苏联位居世界第二，美国一度遭到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便一蹶不振，锐气受挫。中国的崛起，使得东亚国家间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权力转移将再度发生。本文通过比较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21世纪初中国崛起，探讨大国崛起后，东亚国际体系变革方式及其诸多影响因素。 一、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在东亚世界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坐拥万国来朝的荣耀，长期主导着古代东亚秩序。“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1］同时，整个东亚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2］1。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急剧衰落，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也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与破坏，但给这一体系致命一击的则是崛起之后的日本。中日间的权力转移最终导致了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里，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71），日本由原来的附属地位逐渐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与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邻国不同，日本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时断时续、若即若离，保持了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它在“足利时代（1336—1537）曾作为藩属国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德川幕府便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大君外交体制’”［3］。但这个时候，日本尚无力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出兵琉球，强迫中国属国琉球向它朝贡，当时萨摩藩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并不敢公开两者的朝贡关系，而是要求琉球国严守秘密，当中国册封使团抵达时，驻守琉球的萨摩藩代表则藏匿起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不敌西方列强而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天朝至尊神话被打破，消息传到日本后，朝野为之震动。1853年，日本发生了佩里叩关的“黑船事件”，日本亦沦为列强扩张的对象。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后来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摆脱了衰亡的国运，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迅速强大起来。1820年，日本人均GDP与中国基本相当，但到1890年则大约是中国的2倍［4］。1871年，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三年之后，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5］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它的签署标志着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 第二阶段（1871—1894），日本由对华平等地位发展到攫取中国权益、蚕食中国属国，在实力上逐渐取得对华优势地位。尚未摆脱西方殖民枷锁的日本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外开疆拓土，《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只是羽翼未丰的日本采取的权宜之计。囿于当时的实力，它尚难挑战中国本土，便将扩张矛头指向中华帝国控制薄弱的地区，一个是中国属国琉球，另一个是中国的东南边疆台湾。1874年，日本以1871年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当地人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双方签署《中日北京专条》，为了换取日本退兵，清政府支付日本10万两抚恤金和40万两军费。1876年，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迫使朝鲜打开国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衰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出面制止，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与此同时，1874年，日本提出“殖产兴业”的口号来促进产业革命的发展，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军事上则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迅速从一个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工业化军事强国，对华优势不断扩大。以铁路运输为例，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铁路不到400公里，而日本在1890年就达到了2 349公里。交通运输发达程度仅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方面，但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列宁曾断言：“没有铁路，进行现代战争就是十足的空谈。”［6］ 第三阶段（1894—1895），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成为东亚头号强国。随着实力的增强以及受国内狭小空间的制约，日本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殖民利益，走上了武力扩张的不归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封贡体系的主导国家中国败给了挑战国日本。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朝鲜获得日本保护下的“独立自主”，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也是封贡体系下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贡国——朝鲜，标志着中国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彻底瓦解。封贡体系虽然自1840年之后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挑战，但一直到甲午战争，中国与属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从未中断。1840—1880年，来华朝贡使团有83个，其数量与1662—1702年的使团数量一样［2］285。1894年9月11日，在甲午战争正酣之际，朝鲜还派出贺正使团前往北京，参加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并受到清王朝的礼遇。但在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与属国的朝贡关系就基本中断了，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后来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跳板。同时，中国被迫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大约才七八千万两。这笔巨额战争赔款对日本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据日本前外务卿井上馨说，当时日本每年的“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根本料想不到”现在会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7］。这笔赔款成为推进日本近代工业迅速膨胀的重要资金来源，也使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据统计，1900年以前，日本约50%的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建立的［8］。虽然巨额赔款促进了日本产业的发展，“可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盖由于日本国内市场非常狭隘，所以日本近代产业发达的结果，不得不向海外市场扩张，又因受了原料不足的限制，亦须寻求海外市场，由于这种关系，日本资本主义自其形成之初，即带有侵略性。”［9］ 其实，就综合实力而言，甲午战争前夕，中国的实力并不比日本弱，两国的工业化与军事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然而结果却大不相同。中国实力的实质是规模虚大，现代化程度不高。中日竞争的结局实质上是两个时代的发展观念错位造成的。处于工业化时代初期的日本非常重视发展海军，1883年决定每年投入330万日元用于造舰。而中国尚处于农业时代，统治者考虑的更多的是王朝的利益与个人的享乐。北洋舰队自1888年建成之后就再没有增添新船，慈禧太后甚至挪用海军军费用于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战争爆发后，“日本舰队不论在组织领导、思想动员、战争准备以及舰船质量、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优于北洋舰队”［10］，最终导致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其实，作为朝贡体系的主导国，中国当时也想继续维系该体系，然而其实力已经无法支撑和护卫这个体系了。最终在日本的挑战下，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旁落。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8、182页；《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1页。军队规模数据见：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4.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舰艇数量见关捷：“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力量之对比”，《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