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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崛起与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在国际关系史上，权力与安全是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国家权力特别是大国权力对比因此不断发生变化，当权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时，国际体系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动。学者们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于 1958 年提出，主要考察在全球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国与崛起大国间权力和地位的转移及其所产生的矛盾。此后几十年，权力转移理论日臻完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无论是在区域层次，还是全球层次，当崛起国家与主导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权力的转移、秩序的变革；而权力发生转移之际，也是冲突与战争最容易爆发的时期。纵观近代以来东亚国际体系发展历程，中国衰落，主导权让渡于崛起的日本，日本企图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殖民帝国体系；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本的图谋破产，战败投降，东亚形成两极格局；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美日相对衰落，权力转移呼之欲出，东亚国际体系正在酝酿新一轮转型。从表面上看，东亚国际体系的变革历程似乎有历史轮回之嫌，实则不然。当今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权力转移即便发生，也未必重蹈历史覆辙。 首先，权力资源及其内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从权力资源演进的角度，根据权力资源所起作用的差异，将其分成首要与次要两个层次对权力内涵进行界定。在不同时代，发挥关键作用的首要权力资源是不同的。在农业时代，土地、人口是首要资源，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攻城掠地，土地可以用以农业生产，扩大的人口规模为生产和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兵源。在工业时代，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国家权力的首要资源，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便可以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就可以用以对外扩张，掠夺资源、扩大市场，建立殖民体系。在信息时代，国家间的较量已经变成了以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土地、人口的重要性降低，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参与国际制度与规范的情况在国家权力资源中的重要性空前突出。因此，“在评估当前的国际权力时，技术、教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得更为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14］总的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软性权力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次要权力资源也更加多元化，而软性权力资源的获取也并非战争方式所能实现的了。  其次，大国崛起方式和环境的差异。19世纪末下半叶，日本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军事扩张的方式实现的，同时试图使用武力来维系其东亚殖民帝国体系。“二战”结束后，经济因素成为了国际体系新的重要纽带，日本在“贸易立国”的口号下成为经济强国，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也是以经济方式实现的，大国崛起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崛起环境方面，近代日本崛起时，恰逢西方列强用武力竞相蚕食东亚，先行崛起的日本便效尤西方，加入到了侵略扩张的行列，而当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战争。从当前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当今世界，中国与世界、周边国家已经形成了高度依存的关系。中国目前已加入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当前国际秩序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它不可能去颠覆现有秩序，只可能是和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一道，改革现有制度框架中的不合理成分，争取与体系内所有成员实现互利共赢。 再次，中国实力强弱与东亚局势密切相关。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国力强盛时，东亚地区维持了数个世纪的和平秩序。19世纪开始，随着中国的衰落，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日甲午战争使清王朝彻底衰败，从此一蹶不振，日本趁机向周边扩张，导致东亚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可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比一个孱弱不堪的中国更有助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有美国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历来都是中国的软弱导致亚洲动荡不安；在中国强大和稳定之时，亚洲秩序井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富有和强大的中国是巩固地区稳定的力量。” ［15］ 最后，国际体系内原有主导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在一个国际体系内，一旦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变化，权力由主导国转移到了崛起国，国际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就和变化后的权力分配格局不相适应，实力增强了的行为体必然要求增加发言权，使国际体系适应新的权力变化结果。这个过程既可能通过和平方式，也可能通过武力形式来实现。权力转移理论过度强调了崛起国不满现状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忽视了主导国对挑战者的回应。其实，战争有时并不是由崛起国发动的，也有可能是原有主导国出于预防性动机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国对挑战者的防范与恐惧心理使然。换言之，在崛起国家对现状比较满意、无意通过武力来挑战现有秩序时，原有主导国是愿意与之共享权力，还是妄图继续独占权力便成为战争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总的说来，在东亚近代历史上，从日本挑战封贡体系到建构自己主导的殖民帝国体系，再到反法西斯战争，进而形成两极格局，东亚国家多次兵戎相见。战争的代价有目共睹，在核时代更是悲剧性的，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诉求与愿景。两极格局的瓦解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中国崛起是在原有的秩序框架内实现的，并非像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那样采取侵略扩张的方式完成。而且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如若以极端的方式颠覆现有秩序，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根本没什么好处，试想中国还会以武力去挑战现有秩序吗？这种情况下，现有主导国家是否应当转变思维，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要以历史的惯性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新时代也确实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