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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传关系 汉、宋两代对《春秋》经、传的重视程度及相关解说状况，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颇受关注。现将两代解经、解传著作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列表于下。  汉代训解《春秋》经文的主要形式是“传”，而宋代的训解形式，已远非“传”所能涵盖，故表4以“解释、考证经文”为基本标准，列入“传”、“要论”、“集传、集注、集解”、“经文辨正”、“即经类事”等形式。 表4显示汉代的解经著作仅占总数的5.56％，宋代的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表5显示汉代的解传著作占总数的68.06％，而宋代的解传著作仅占总数的20.96％。两相对照，此前为学者习称的“汉学重传，宋儒尊经”⑩ 说，当可成立。 汉代《春秋》“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11) 又先后立某传某家于学官，利禄取仕，遂成门户，习某传或进而由此解经，是汉代《春秋》学者基本的习学路径，故解传著作数量众多。至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为学“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12) 宋代《春秋》学受此风影响至深，学者多视三传为解经之材料，可以意去取，激进者甚至摒弃三传，自寻经义，(13) 故解经著作数量众多。宋代这一学风的背后，是强烈的尊经观念，(14) 而这一观念的兴发，又密切相关于晚唐、宋初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15) 但“汉学重传，宋儒尊经”之概称，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 1.汉儒重传，但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如左氏家贾逵“师承刘氏（歆）之学，亦兼治经传，故于经传并有注解。”(16) 今检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条文较多的汉代《春秋》学著作，统计其经、传条文数量和所占比例如下（见表6）。  可知，这些著作虽以《春秋》某传为名，但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经文训解，刘向、刘歆著作中的经文数量甚至远超传文。虽是辑文，但在相当程度上当能够反映出这些著作的原貌。由此可推知，“经传兼治”是西汉后期以后《春秋》学者较为普遍的做法。 2.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一方面，如上所述，宋儒多视三传为解经的材料，以意去取，助解经文。另一方面，宋代亦有大量的解传著作。如表5所示，宋代的解传著作占到著作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著作为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