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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传关系 《左传》、《公羊》和《榖梁》三传学间的关系，也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汉代“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17) 而宋儒“杂糅三传”，变专门为通学。这是大概之说，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异同内容。本文从“对立”、“融通”二方面，对汉、宋《春秋》三传学间的异同状况作比较分析。 （一）对立。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的对立，主要表征有二：其一，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记载，汉代学者的著作大多以某传为主，呈现出显明的专门化特色。其中不乏互相攻伐、争论短长之作，如：  其二，《汉书》、《后汉书》中有诸多传派间评议、辩难的记载。如：  由表7、表8二表可知：一，西汉中期，左氏学不显，主要的论难发生在公羊学和榖梁学之间。至西汉末期，刘歆表彰《左传》，请立学官，反对者主要是公羊学家。之后，左氏学与公羊学间的攻难成为主潮，历尽东汉一朝。二，始自景帝朝，《公羊传》始终立于学官，公羊学与长期在野的榖梁学、左氏学在西、东汉交替对立，这与他们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此间难能见到榖梁家与左氏家间的攻讦，(18) 故乐为学者所称引的中唐啖助“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19) 一说，若指汉儒，实为不确。 宋代《春秋》学中未见如此激烈的攻难，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如苏辙“尽弃《二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20) 郑绮“传家学，以《春秋》为宗。其所笃好，独在谷梁氏”。(21) 这些笃好某传的事例，自是不同于汉代传派间的门户攻讦，且其虽宗主某传，在经传解说中，却又间取它传之说，未严格以门户自限。但在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流的学术格局中，这些事例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在这点上，它与汉代的专门之学有着相通之处。 （二）融通。汉代《春秋》学虽以专门之学为主，后世学者多以此概称之，但当时传派间学说的融通关系，却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其主要表征有： 1.史书记载之兼习事例。如：《汉书·儒林传》载榖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隋书·经籍志》载西汉公羊家严彭祖撰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春秋左氏图》十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汉书·翟方进传》：“方进虽受《榖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 2.著作内容之兼采它传。今据《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汉人《春秋》著作内容，列举兼采它传（家）条文如下：  3.疏议诏奏之兼取三传。汉人的疏议诏奏往往杂取三传，不限门户，显示出三传在朝政话语中的共存状况。如：  其中，张敞学古文，修《左氏春秋》，而奏文中引《公羊传》；刘向为榖梁学大师，然谏文中引《公羊传》和《左传》。 由上可知，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绝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然、不可融通。蒙文通也认为“刘子骏创通大义以来，说《左氏》者数十家，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以自乱。”(23) 反之，公、榖二家也征引《左传》。他们相互间立异、攻难的同时，也互有鉴取，此诚如章群所言：“（西汉）昭宣以下，经学分为家派，此禄利使然，苟博士再增，则家派亦必再分，又或演变为左右采获，而无所谓专家。”(24) 既分为家派，遂又致其左右采获，以融通对方所长，汉代《春秋》三传学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历程。 翻检晚唐、宋代主流《春秋》学家的相关论议，我们会发现他们攻伐汉代《春秋》学的主要标的，正在于传派间的门户对立。如朱长文《春秋通志自序》：“汉兴以来，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其秉毫牍、焦思虑以为论著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毁訾，党同斥异。”(25) 宋儒以尊经复古求开新，于《春秋》学，首要者就是超越三传而直寻经义，故批驳汉儒门户之学尤力。但这一主流论调，掩盖了汉代《春秋》三传学间之融通这一面相，放大了此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汉代三传学间关系的认识。 宋代的《春秋》学，如表4所示，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其训解经文的基本路数，是兼取三传及注疏、以及后儒之说，再会以己意。如王皙《春秋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用己意释之。”(26) 体现出融通众家的显明特色。宋儒既以尊经求开新，便遗落传统的三传藩篱，统一于对新经义的探寻。如庆历四年三月，宋仁宗“问辅臣《春秋三传》异同之义”，贾昌朝回答说：“《左氏》多记事，《公羊》、《榖梁》专解经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赏罚为意。”(27) 如此，三传的差异仅限于体裁，被看重的却是其共通的“尊王室”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