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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1.汉、宋《春秋》学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透过著作形式上的变化及数量比例，可知汉、宋《春秋》学分别“重章句训诂”和“重义理”说当可成立。但是，结合理义阐发的“论、议”类书目数量，在汉代《春秋》学著述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这又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2.汉、宋《春秋》学中解经、解传著作所占比重的对比，表明“汉学重传，宋儒尊经”说当可成立，但这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汉儒重传，然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解传著作占到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学著作为多。 3.汉代《春秋》学虽以三传专门之学为主，但需注意的是，当时传派间相互兼习，学说互有融通，疏议诏奏亦往往杂取三传；汉代《春秋》学严于门户之见这一印象的形成，实与晚唐、宋代学者的批驳论调有关。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三传的区别仅限于体裁，而统一于对理义的探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 4.“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这一概观认识，掩盖了汉代《春秋》学丰富的义理内容；其最为显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宋代《春秋》学中，凸显且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但内容又与之显著不同；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由汉代的阴阳五行转向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注释：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② 该文先发表于《庆祝无锡施之勉先生九秩晋五诞辰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3月，第215－239页；后收入氏著《春秋宋学发微》（增订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文中罗列六题，相比较而论断云：汉学重传，宋儒尊经；汉学详名物，宋儒阐治道；汉儒援俗说入经，宋儒以性理立义；汉儒以春秋断案，宋儒拟春秋笔法；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汉学信古而宋儒疑经。条分缕析，多有卓见，其缺憾之处在于：题为“汉宋春秋学之异同”，所论却是“异”而未涉及“同”；所列论题延续了传统的定性路数，且第五题“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与其它五题相比，在典型性、重要性方面并不平行；文中有武断之说，如汉儒之“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等。 ③ 《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综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七录》等史志记载，于卷168至172，著录三国以前《春秋》学著作83条（部）。统计得汉代《春秋》学著作共有72部，其中亡佚68部，未见1部，存《公羊氏春秋传》、《榖梁氏春秋传》和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3部。《经义考》综合《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玉海》、《通志》等史志记载，于卷179至192，著录两宋《春秋》学著作约436条（部）。统计得两宋《春秋》学著作共约439部，其中亡佚353部，未见37部，存49部。限于篇幅，统计说明从略。 ③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 ④ 戴君仁：《经疏的衍成》，见《经学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 ⑤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⑥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758页。 ⑦ 该书已佚，楼钥《春秋后传序》提及其内容，见陈傅良《春秋后传》书首。 ⑧ 如叶梦得云：“订正事实曰考。”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叶梦得“《春秋传》”条引《南窗纪谈》，第218页。 ⑨ 陈亮：《春秋比事原序》，见沈棐《春秋比事》书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第297页。 (11)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5页。 (12) 皮锡瑞：《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卷四。 (13) 如张砥“治《春秋》三十年，成书三十万言。当日以贻司马温公，讬其白上废三传之学，而行其书，以申千载圣人未明之意。”（《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张砥《春秋传》”条朱彝尊按语） (14) 如范士衡“谓《春秋》一经，其说漫衍，皆传注害之”（《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九“范士衡《春秋本末》”条朱彝尊引《南昌府志》），宋代学者中持此观点者不在少数。 (15) 如韩愈赠诗晚唐《春秋》学家卢仝，称奖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宋初“胡旦编年，先经后传，柳仲塗欲赠一剑，意尊经也”（《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胡旦《春秋演圣通论》”条引黄渊语），柳仲塗即是宋初古文大家柳开。凡此可见尊经思潮与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间的密切关系。 (16) 叶政欣：《贾逵春秋左传遗说探究》第一章《绪论》第四节“贾逵春秋左传遗说之内容与辑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论文，1978年6月。 (17) 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第296页。 (18) 后世学者多以“父子异趣”（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第58页）证说汉代经学的门户之争，隐指刘向、歆父子因各治《榖梁》学和《左氏》学而立异。其实两者间并非如此紧张，如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歆的议奏中，也引《榖梁传》为说（《汉书·韦贤传》），可证他们兼通《榖梁》、《左氏》学。 (19) 啖助：《啖氏集传注义第三》，《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20)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15页。按：校者辨“二传”当为“三传”之误而径改之，误，今依旧。 (21)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六郑绮“《榖梁合经论》”条引晏穆《郑绮墓志》，第959页。 (22) 严氏此说，晚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时所伪造，“必非彭祖之言”。刘氏此说臆断无凭，今不取。 (23) 蒙文通：《经学抉原》，见《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77页。按：此说源自杜预《春秋序》。 (24) 章群：《啖、赵、陆三家〈春秋〉之说》，《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年。 (25)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朱长文“《春秋通志》”条，第933页。 (26)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759页。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3566页。 (28) 这一弊端，已为学者所指正，如陈澧认为“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氏著《汉儒通义·序》，番禺陈氏东塾丛书本），辑录汉儒义理之说为《汉儒通义》；而张君劢《中国学术史上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则强调了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对训诂的重视和成就。 (29) 即使认为汉学中有义理之学者，也多将此义理之学归于今文学，而视古文学专擅训诂。其实不然，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贾逵传》载逵上章帝奏云：“《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近人钱玄同辨之尤力，认为以“微言大义”指称《左传》“五十凡”，当更为切合，见氏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附录，中华书局，1956年，第458－459页。 (30) 关于何休“三科九旨”说与董仲舒《春秋繁露》间的关系问题，可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日］小岛佑马《公羊三科九旨说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1) 该书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已佚，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有所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之。 (32)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春秋》。 (3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何休解诂，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本。 (34)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何休解诂。 (35) 小岛佑马云：“一言以蔽之，则以《春秋》示革命之理想者，是公羊家‘存三统’之义也。”氏著《公羊三科九旨说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影印本），第298页。 (36) 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37)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春秋》，第11页。 (38) 胡安国：《春秋传序》，见氏著《春秋传》书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刘易“《春秋经解》”条引韩琦赠诗。 (40)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氏著《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 (41) 章太炎：《经学略说》，《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42) 继周的秦被“踢出了三统之外”，故如此说。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294页。 (43) 可参见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 (44) 《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上昭帝书云：“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眭弘是嬴公的弟子，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由此可认定西汉公羊家已有此说。但“《公羊传》及《春秋繁露》等书，都毫没有这件事的痕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三，第349页）。 (4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第596页。 (46)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 (47) 王皙：《孔子修〈春秋〉》，《春秋皇纲论》卷一，《通志堂经解》本。 (48) 程颐：《春秋传序》，《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6页。 (49)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十二，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条，《通志堂经解》本。 (50)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许翰“《襄陵春秋集传》”条引王祎语，第950页。 (51) 如牟润孙认为“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叶耳。”见氏著《两宋春秋学之主流》。 (52) 杨向奎：《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3) 刘家和：《〈春秋〉三传的灾异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4) 徐复观：《西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7页。 (55) 尹更始：《春秋谷梁传章句》，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自《大戴礼记》卢辩注引《春秋谷梁说》。 (56)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八。 (57) 颖容：《春秋释例》，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自萧吉《五行大义》卷一。 (58)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