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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宋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宋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史学出现义理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史学趋势的盛行，促使两宋史家对史学的内涵、性质与功能等问题重新加以思考，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史学范畴。如何评价宋代义理史学的利弊得失，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宋代史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全面估量传统史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宋代/义理史学/笔削褒贬/驰骋议论 【作者简介】罗炳良(1963-)，河北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两宋时期，有一派史家突出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由“天理”决定的，研究历史只有以儒家的“名教”、“义理”思想为指导，才能突出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否则就无法评判历史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治史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经史关系问题上，宋代史家主张以经学作为史学的指导思想。他们从学理上批评了汉唐史学的治史观念，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汉唐时期的史学，其总体理念是追求“直书”、“实录”的境界，通过客观真实记载历史事实的方式，达到借鉴历史上是非善恶的目的。汉代史家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唐代刘知几赞誉“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2]《惑经》，无不如此。史家“直书”、“实录”的功用在于：“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硚，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箱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乃若《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史官建置》相信通过“记事载言”，可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然而到宋代，义理史学一派史家认为汉唐以来史学重征实而缺乏思辨，不足以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提倡史学的本质在于探究儒家义理，然后把义理思想贯彻到历史编撰之中，而主要不在于记事本身的优劣得失。他们探究“天理”，并通过历史的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以验证，使经学与史学的“理”与“事”相互依托，经学借助于史学的历史事实而发挥其“理”，史学则吸收经学的义理而对“事”作出褒贬评价。因此，宋代的经史关系和前代相比，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史学依附经学的卑微，也不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经史分途的独立，而是相互依存，共同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可见史学的义理化发展，正是史学思想吸取经学义理思想所使然，亦即经学对史学渗透的结果。 北宋史家开始探究史学的“道”与“理”，主张史学应当体现出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原则和功用。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3]他对史学性质与功能的界定，重在强调史学明道的本质，与前人明显不同。范祖禹指出，治史必须“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4]，即读史应当明理，撰史必须贯彻义理思想。程颢、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5]卷18“天理”是永恒存在的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类社会的纲常伦理，就是这个绝对精神的彰显外化。欧阳修评价历史，形成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评价原则。他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6]卷46这种评价原则，反映出欧阳修以史学维护纲常名教的致用理念。司马光认为儒家的纲常礼制是社会治乱盛衰的根本，体现出王霸之道的分野。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效果。反之，如果“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7]。司马光把封建礼制与纲常名分看作维持王道政治的核心，这一观念反映到对历史价值观念的解释与评判中，就形成鲜明的礼法道德史学功用原则。 南宋时期，治史阐明“义理”的观念已经成为经学家和史学家的普遍共识，反映出宋人对史学的性质和功能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胡寅撰《读史管见》，阐述理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二者是“道”和“器”的性质，即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他说：“夫经所以明者，理也；史所以记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诸理，则若影响之应形声，有不可诬者矣。”，[8]卷16胡寅之侄胡大壮为此书作序，准确地把握了他的思想：“后圣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8]《序》极力阐扬以经为本，而史为末的经史理念。叶适指出：“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9]卷12他评价《尚书》的编撰是“文字章，义理著，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10]卷5。可见在叶适的观念中，经学的地位高于史学，实际上是一种“体”和“用”的关系。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进一步阐明历史演变存在“天理”。他说：“《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朱熹对经史关系作了全面论证，形成了先经后史和以经统史的观念。朱熹指出：“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他所谓的“权衡”，就是儒家的义理。朱熹认为：“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11]卷11主张研究历史必须以明义理为要务，只有以儒家义理思想为指导，把它作为衡量历史的尺度，才能够对古今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作出价值判断，否则历代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其次，义理史学的史家认为史学应该发挥《春秋》的笔削褒贬之义，而不能用成败兴亡的结果作为评价是非得失的标准。宋代义理史学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为否定司马迁以来的纪传体裁，而对纲目体裁倍加推崇。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虽然没有采用纲目体的形式，但在编撰思想上已开其先河。清人章学诚评价说：“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12]所谓“大书之法”，就是为了突出义理史学所标榜的《春秋》书法。到南宋时期，对纪传体史书的批评愈演愈烈，要求以《春秋》史法撰写史书成为一股潮流。叶适认为：“古之史法”存于《诗》、《书》，“及孔子以诸侯之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为详密。左氏因而作传，罗络诸国，备极妙巧，然尚未有变史法之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他进而指出“古之史法”记事，“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义理常尊而利欲退听矣，此迁所未知也”[10]卷19。叶适提出要使史学发挥更大的教化功能，就“非复古史法不可也”[10]卷23。胡寅更明确地说：“苟不以成败得失论事，一以义理断之，则千古明是非如指掌，而知所去取矣。”[8]卷9至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进一步实现了叶适的主张，创造出最易于突出儒家义理的纲目体裁。他的编撰原则是：“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事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13]《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贴黄》南宋末年的史家王柏赞誉“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权衡之笔，大书分注，自相错综，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所以扶天伦，遏人欲，修百王之轨度，为万事之准绳者。”[14]纲目体裁通史的出现，使理学的“义理之精微”有了历史作依据，而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已。从此以后，纲目体裁史书出现繁盛的局面，成为自南宋到明代中叶最受学者推崇的体裁之一。朱熹认为：“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然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坠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己。”，[13]《答赵几道》在他看来，不论是注重文辞的史学，还是注重史事的史学，都缺乏对义理的探究，以致于对历史进程的考察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达不到“义理之精微”，因而也就不符合“义理之正”。朱熹与人论读史之法说：“示喻读史曲折，窃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古今之变，有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13]《答潘叔昌》可见，他把义理作为史学的要务和追求的目标，其他都不重要。朱熹指出：“凡观书史，只是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11]卷11很显然，他所说的“是”和“不是”，并非是要考究历史事实的真伪是非，只不过是要求得义理的“是”与“不是”，凡符合儒家义理的就是对的，无论是否歪曲客观历史，都应当肯定；反之，凡是违背儒家义理的就是错的，无论是否尊重客观历史，都应当否定。此后，元、明两代史家进一步把《春秋》视为万代之史宗，从而废弃了《史记》、《汉书》以来史学注重记事的传统，把史学和《春秋》注重笔削褒贬的传统联系起来，突出了予夺褒贬的道德致用原则。这一史学思潮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义理史学确立的标志，表明宋代以来史学的义理化发展趋于完成，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