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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代史学的义理化发展趋势给中国传统史学带来的后果，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对此，历代史家评价并不一致。自晚明以来，史学界逐渐兴起注重考证史料真实的学风，开始扭转义理史学风气。到清代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家对义理史学予夺褒贬和驰骋议论风气进行了彻底清算，开创了“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宋代史学义理化发展趋势及其作用的评价，大多一味指责其空疏不实，批评义理史学的史家仅仅突出致用而放弃求真，甚至认为义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致用史学，是一种政治化史学，不是学术性史学。史学在义理化进程中承担了过多的教化任务，最终把历史科学变得面目全非。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失之绝对。只要细致分析，就可以发现宋代义理史学除了讲求致用的一面，仍然有其求真的一面。后一方面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影响义理史学发展面貌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对义理史学的评价。 首先，宋代义理史家大多具有疑古惑经的意识，体现出治学“求真”的一面。这一派史家为追求儒家“义理”之真，以“求真”的目光审视前人对经典文本的胸臆曲解和穿凿附会所造成的混乱，形成了疑古辨伪的思想。 北宋史家欧阳修在强调治史明道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疑古辨伪意识，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他说：“今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15]《廖氏文集序》由于历代经学家对经典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解，已经不符合儒家原始的本意。欧阳修指出：“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15]《问进士策四首》这样解经导致了经义的隐晦，不符合经典的原意，以至于出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之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之五六”[15]《春秋或问》的混乱局面。欧阳修提出疑古辨伪的原则是：“《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5]《春秋论上》这种宗经而不惑传注的思想，包含着明确的求真取信的精神。他本着这一原则，考辨《周易》之《十翼》“非圣人之作”；《河图》、《洛书》“非圣人之言”；《诗序》导致“圣人之意不明”。恢复经典文献的本来面目，最终目的在于探求圣人之道。欧阳修认为：“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16]《答祖择之书》即学者应当从《六经》中求道，然后为当世所用。他指出：“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16]《与张秀才第二书》阐明儒家之道，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当代社会，为现实生活服务。可以看出，欧阳修的“疑古”、“求真”意识和“明道”、“致用”思想具有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缺一不可。 南宋义理史学思潮进一步强化，到朱熹而集其大成。在他的整个学术体系中，疑古辨伪是其阐发思想主张的一个重要途径，体现出治学“求真”的特色。朱熹继承北宋刘敞、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敢于突破古注旧疏的传统，在疑古辨伪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收获。他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13]《答孙季和》朱熹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结合自己考辨古籍的辨伪实践，总结出辨伪学的理论。他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13]《答袁机仲来教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朱熹一生考辨了近60部古籍，成就相当可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考辨《古文尚书》和《诗序》。他发现“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同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如当时诰命出于史官，属辞须说得平易。若《盘庚》之类，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当时曲折说话，所以难晓”[11]卷78的矛盾，对《古文尚书》的真实性问题提出怀疑。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时间应当更早，反而比西汉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还通俗易懂，于一般义理不通，所以怀疑是汉代以后学者的伪作。再如考辨《诗序》，指出：《小雅·节南山》篇“《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公十五年，有家父来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姑缺焉可也”[17]。通过《春秋》中有关家父生活在周桓王时代的记载，来佐验《小雅·节南山》篇记载有家父，也应当是描写周桓王时期的诗篇，考辨出《诗序》所谓周幽王之诗的错误。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存真求实态度，其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历史意识。 其次，义理史学的史家不仅对历史事实笔削褒贬、驰骋议论，同样注重揭示历史的真相。客观地说，那些好发空洞议论和不顾具体历史环境肆意褒贬历史人物的学者，多为文人墨客不具备史学素养而又喜欢卖弄史论之人，真正的史家还是主张从历史发展中探究儒家义理之道，能够恰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不要历史事实。 欧阳修治史既突出议论褒贬，也重视记载历史事实。他认为孔子修《春秋》书法谨严，就是要取信后世。欧阳修指出：“《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15]《春秋论中》这就说明记事谨严可以取信于人，而取信于人就能辨明是非善恶。因此，他反对世人所谓《春秋》字字寓含褒贬之说，强调“《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15]《春秋或问》。欧阳修认为，《春秋》之义包含在善恶是非的记事之中，而不在于一字定褒贬。他批评“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15]《春秋论中》的不良风气，主张恢复《春秋》的本来意义。欧阳修着重指出：“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16]《答徐无党第一书》要求学者正确理解《春秋》义理，避免因曲解附会而失其大义。在对待书法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上，欧阳修也能做到尊重历史，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司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18]《论史馆日历状》，这样才能发挥作用。为了考证史书记载是否得实，欧阳修首创金石证史的方法。他指出：“世系、谱牒，岁久传失，尤难考证。而碑碣皆当时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录，于前人世次，是正颇多也。”[19]《唐智乘寺碑》例如他以《贾逵碑》考证陈寿《三国志·魏志·贾逵传》记载贾逵为绛邑长，为贼郭援所攻，“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和“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二事不实，指出：“此碑但云为援所执，临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载绛人约援事。……自古碑碣称颂功德，常患过实，如逵与绛人德义俱隆，碑不应略而不著。颇疑陈寿好奇，而所得非实也。”[19]《贾逵碑》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欧阳修史学思想中求真征实的一面，在治史过程中具有尊重史实和据事直书的素养和品质。 朱熹对待《春秋》的态度和欧阳修基本相同，表现出褒贬与事实并重的特征。他不赞同经学家的见识，主张从大处着眼确立史学上的义例之学。朱熹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因为直书当时善恶之事，就可以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春秋》中不存在设例褒贬，所以自西晋杜预以来总结的“《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至也”。倘若处处以义例解释《春秋》，必然造成穿凿附会。《春秋》“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朱熹批评这种疏解《春秋》的学风说：“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那么，朱熹所谓的“圣人之意”指什么呢？他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同时他又指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11]卷83至此可以明了，朱熹不赞成学者在《春秋》的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义例，并非认为《春秋》没有褒贬义例，更不是主张史学不要褒贬义例，而是认为所谓圣人的“言外之意”并非字字褒贬，其主要内涵就是体现在“义理方面。当然朱熹在注重“义理”的同时，仍然主张应当根据历史事实撰写史书。他指出：“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书‘殿前都点检’，安得便称‘帝’耶？”[11]卷78批评宋代史臣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前书“帝”不确，应该直书为“殿前都点检”。针对南宋初年宰相赵鼎、张浚以己意改修国史，朱熹指责说：“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11]卷127因此，朱熹治史主张用儒家“义理”思想来规范历史事实，提出一套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书法义例之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朱熹评论史著的两条标准：一是义理是否得当，即叙述古今之变时，是否根据义理之精微来撰写；二是记录史实是否正确。朱熹认为两者缺一不可，既要根据义理来阐述，又要史实记载准确，如此便可经世致用。”[20]这两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全部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