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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廓坊师范学院学报:社 罗炳良 参加讨论

    三
    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发展趋势造成了史学风气的重大改变,成为两宋史学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宋代义理史学和汉唐时期史学的最大区别,就是以儒家的义理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把议论褒贬作为追求义理的手段,对史学加以思辨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套史学规范,使得宋代史学带有重视理论的鲜明色彩。在这种治史理念的影响下,宋代治史注重发表议论,或是评论各个时期历史发展大势,或是褒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是重新审查前人的历史结论,形成了浓厚的说理议论风气。宋代的史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记载历史之后附带加以评论的形式,而是专门就历史上的各类问题独立发表议论,撰写出大量的单篇史论文章。尤其是专门史论著作的不断出现,更体现出史学义理化发展重视史论的特征。宋代史论的蓬勃兴起,一方面对于提高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辨层次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导致了治史空疏学风的形成。义理史家把治史视为阐明儒家义理思想的工具,试图用一成不变的抽象原则作为历史评价的统一尺度,让丰富多采的历史事实屈从于固定僵化的理学评价标准,导致义理史家的史论千篇一律,缺少创新思想,理论性极其苍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义理史学的历史评论完全建立在道德评价原则之上,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企图把史学完全异化为理学思想的附属品,以至于违反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时代的史学评论,都必须寻求道德评价和事实评价相互结合的合理维度,才能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义理史家过分突出了用义理标准评价历史的道德评价原则,而把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法则方面评价历史的事实评价原则贬得很低,从而走向极端,最终堵塞了探讨历史正确方法之路,使历史评论陷入了概念化、公式化、教条化和机械化的模式,其内容空疏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诚如梁启超所说:“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21]宋代史论之空疏,正是义理史家抽象教条评价历史的结果。
    在考量义理史学给中国传统史学造成的危害时,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宋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究竟是义理史学还是非义理史学。这不仅关系到对义理史学如何估量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怎样评价宋代整个史学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宋代史学的主流精神是理学化史学。宋代史学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存在理学化和非理学化两条主线……但不等于没有主次之分。我认为,史学的理学化是两宋史学发展的主流。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宋代史学,也就不能认识元明史学的实质。元明史学是宋代史学主流精神理学化史学的自然发展结果。经过激烈的较量,非理学化史学,在两宋遭到否定;而理学化史学则成了当时史学发展的主流精神。”[22]也有学者认为:“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与之相应,在史书的修纂中形成了义理史学一类……主张在史学中以微言大义为旨,不太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但是此类史书在宋代史学史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当属以求真求信为目的的考据史学。”[23]从两宋史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史学受到理学的影响而产生义理化发展趋势是事实,如果说它已经占据主流并否定了非义理史学,恐怕未必尽然。就以义理史学形成时期的南宋中叶来说,尽管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三部著名的记事兼考证性的非义理史学著作问世,更何况还有撰写《通志》明确主张记载历史而反对议论褒贬的郑樵史学,怎么能说非义理史学遭到否定呢?对于这个问题,吴怀祺先生曾经指出:“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史学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庸。在论述宋代理学对史学影响时,这是应有的基本看法。”[24]这样认识两宋史学,不仅内容全面,而且方法正确,给人诸多启示。
    我认为,尽管宋代义理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并没有把史学完全沦为理学的附庸和政治的奴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典型的义理史学在整个宋代史学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小于以记载历史和求实考信为宗旨的实证史学,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义理史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并未完全失去史学固有的属性。因此,两宋时期的史学不但继承前代史学注重征实的传统,而且增添了注重经世的理论内涵,在汉唐史学发展的基础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繁荣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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