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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间的传承性也很强，国民政府从广州到武汉时期，受苏联影响很深，但到四一二之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绝俄反共，许多方面与北洋趋于合流。以外交为例，王正廷在北洋末期担任外交总长，在到期修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扮演重要角色，到南京政府又担任外交部长，继续执行到期修约，只是换了个革命外交的名字。如《中日商约》、《中比商约》等，就是在1926年底到期，从北洋延续到南京政府之修约交涉。关税自主更是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一直到南京政府持续交涉，才得以达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南京外交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外交官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等，又纷纷出任外交要职，并在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取权益。由笔者对北洋外交史的研究初步成果看，清末到北洋再到南京政府，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相当强，断裂的常只是外表薄薄一层。 除了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北洋渊源。在人事上，蒋介石与北方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批人如张继、李石曾、王宠惠、王正廷、许世英、黄郛、孔祥熙等，皆长期在北洋政府服务，与北洋关系密切。蒋介石本身出身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及桂系中有许多系出保定者，如何应钦及桂系之白崇禧、李宗仁等，黄埔与保定有相当程度的渊源。南京时期所谓“党军北伐，政客南伐”之说，似有所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北洋势力仍大，第二阶段北伐，基本上是冯玉祥与张作霖的北洋内战。北伐之后，黄河以北依旧是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派系力量在掌控与竞争。甚至于到抗战时期，华北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多是北洋旧人，继续挂五色旗。即使到汪伪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取消，改设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改挂青天白日旗，实际上仍悬五色旗。而汪伪政权中，也有许多北洋旧人担任要职。 若从北洋视角考察，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其实就是洋务的基本内容)，都举足轻重，这段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北洋视角可提供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对政治、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给予北洋派较正面的思考，可对民国史有较宽广的理解可能。 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革命党观点的史料大量刊布流传，而与北洋派相关的档案史料则隐而不彰，在图书馆中两种观点的史料与书刊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很容易让年轻学生及下一代的研究者，丧失全面平衡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近年出版之《北洋政府档案》、《袁世凯全集》，以及南港近史所藏之《外交档案》、《经济档》等之公开供网络查询，对北洋研究就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今日近代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应是开发更多的史料，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依据史料好好做实证研究，更全面平衡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程。过去南港学派许多成果，就是借由这些史料突破革命史观，建构出来的。外交史研究注重多国档案对照研究，但是也不能忽略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力，档案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可相辅相成。然而，近年来学界受限于档案史料及政治环境，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之实证研究成果减少，文化史研究大幅度成长。事实上近代史中许多史事尚欠缺较可靠的实证基础，当年之政治宣传至今仍广为流传。笔者以为现阶段学界应多致力于基本史实的重建，待实证研究基本完成后，再去探讨文化史注重的想象、记忆、意义等课题，庶不致本末倒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