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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本文重点阐述以田野调查法为重点的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文化人类学在理论上颇具特色。西方人类学自形成以来，先后创立过多种不同的理论，影响较大的有进化理论（分为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两种）、传播理论、历史特殊论、功能理论、文化模式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等。古典进化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探求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化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传播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主要由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学者创立。它与进化论唱反调，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历史特殊论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创立，认为各种文化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主张要了解人类一般文化的成长法则，首先要研究各种文化单独的演变过程；强调对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每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具体资料重新构造其特有的文化历史。功能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学者创立。它强调从整体上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并重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功能的、有机的统一体，各种文化要素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官，各有其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功能”主要是指人的需求的满足，即人的基本需要（生物性需要）和派生需要（心理性需要）的满足；有的则认为功能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相互调和，使其整体持续保持稳定和一致的状态。文化模式论或文化与人格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创立。它主要解释各民族的性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解释男女两性为什么在气质和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构理论或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纷乱繁杂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表层结构，探索存在于不同时空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中的普遍性结构，以认识、解释全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原则。象征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解决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表达的信息或意义；主张把象征及其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求象征的多层次理解。[3]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人类学最明显的特征，当然也是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主要步骤：（1）田野工作的准备。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干什么去？去何处？从事田野工作是要阐述某些理论问题或假说，这比为了描述更为重要。要到典型的地方或找有代表性的人。要考虑的因素有：可进入性、健康状况、政治可行性、生命安全等等。还要备好考察的装备，包括衣、食、住、行和全套的野营器具以及药品和补给品。（2）开始田野工作。根据不同的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遇到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没有地图，远离电、冷饮、抽水厕所、舒适的床等等。面临着不同文化的令人痛苦的“文化冲击”，孤独无援，深感压抑，第一个冲动就是逃离。吃饭也是个大问题，能买到东西吗？能用所带的物品换食物吗？当地人是否会用“暴力”欢迎来者，都是令人忧虑的。要向当地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不能对提供资料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3）语言学习。世界共有一千多种语言。学习当地语言，通常既无词典又无语法。通过聆听和询问来学习语言，一般要6个月或一年时间才能应付详尽的采访或参加群体交谈。（4）参与性观察。生活于要研究的人之中，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5）采访。实际的采访技巧视研究者与所需资料的种类而定。有些按严格的提纲提问，同一问题可以去问许多人，而有些则可让提供资料者随心所欲地叙说。还有一些或许从某个主题开始，然后由着对象去说，在他离题太远时，再不时将他引回到原先的主题上。（6）解释。田野工作的最后解释受研究者的人格、养育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他们的理论学派等深刻的影响。[4](P264)从以上内容可以了解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的几个重要步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为我所用。 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应当有所继承。阅读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自白》，就可从中受益。费孝通在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的讲座，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在本书的“引子”里他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在本书的“社会调查概述”中大致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1）定题。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定题并不简单。题目从哪里来，又如何去选择。就和我们的论文选题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制定计划和方案。这与我们传统史学所制定的方案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探索性调查。要搜集与课题有关的资料，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确定调查方式。（3）实施阶段。相当于我们的查阅资料。采用观察与访问的方法。观察包括“间接观察”、“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访问是指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4）总结阶段。通过整理资料、分析资料而得出结论。相当于我们的论文撰写，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在本书中，费孝通重点介绍了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的调查。[5]另外，1930年代陈翰笙教授对华南农村的研究，陈达教授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陈序经教授等对蛋民的研究，都是以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另外，邹兆晨等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是利用访谈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本书的前言指出：“当代史学思潮的研究有赖于当代史学工作者广泛的参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可以由某位史学家通过搜寻史学史的文献来进行独立的研究。而进行史学思潮的研究，仅仅靠坐在图书馆中搜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之中，了解他们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倾听他们对史学研究的种种感觉、体会、意见、呼声。在他们的业绩之中，寻找他们的成功之路；在他们的困惑之中，探求解脱困境的出路。广大史学工作者自己的现身说法，才是研究当代史学思潮最宝贵的资料。因此，这项研究非有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不可。”[6](P7)本书的后记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史学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的结果，史学思潮的形成，必然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了对这些史学工作者本身的研究，就谈不到史学思潮研究。所以，我们的课题研究，并不是在开始研究前就确定了明确的研究路径，而是我们在逐步深入到史学工作者当中之后，才逐步明确的。也可以说，这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不止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成果，而是我们与数十名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6](P330)作者通过访谈，感受到了当代史学思潮跳动的脉搏，也体察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敬业精神。作者若能把访谈的资料整理出版，将是一部有价值的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