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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钱穆/中国传统史学/经史关系/史学精神/通史意识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男，安徽省祁门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全面批判，主张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建构中国新史学以来，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进而建构中国现代新史学，便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核心问题。各派反传统史家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及其对现代新史学建构所具有的本质意义，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则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其中一些史家还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书写出与反传统史家不同的中国传统史学史。钱穆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之一，其史学思想以1949年离开大陆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传统史学的诸多方面，并提出了“史学殊无新旧”论，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建立新史学，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新史学体系的建立便是该思想的落实。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这一时期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及新书写，既是认识钱穆史学思想演变的基本途径，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史学界如何书写传统史学及其与现代新史学建立关系这一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考察和评析。 一、“礼”、《书》、《春秋》与中国史学的起源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起源，是决定中国传统史学书写谱系是否客观和科学的根本因素之一。钱穆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记载的内容及其功能来探讨中国史学起源和早期发展。他指出，先秦典籍分《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即“礼”，舍礼无历史；“史”、“礼”、“法”，古人一以视之；古人学问唯“礼”而已，守礼知礼者则“史”。《春秋》记载人事后，中国史学得以发展。 在讨论孔子与儒家六经的关系时，钱穆指出，先秦典籍“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唯‘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1](P22)还强调：“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1](P23)可见，先秦时，经亦史，六经皆史，而史皆礼。钱穆在谈到春秋时期学术发展时亦指出：“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2](P93)封建家族和国家的祭祀活动及其记载，即是以后的历史，且偏重于政治和宗教的内容。同时，“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2](P93—94)。这里谈的是对祝史从事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异相关礼仪活动的记载，也成为后来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因此，他总结说：“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2](P94) 此后，钱穆又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此观点作了补充和修正，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发展及其特征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典籍流传至今者可分两类：一是“礼书”，“‘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义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而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理性的礼了”[3](P72)。此言阐述了“礼书”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很早就摆脱了宗教性，而兼具政治与伦理性。二是“春秋”，“我们现在不妨称之谓‘史书’。中国人是最看重现实人生的，因此他们极看重历史。发展最先的《诗》、《书》，早已是一种极好的史料，而还不能说是严格的历史。从西周中叶，周宣王以下，直到春秋时代，孔子以前，中国各地史书便极度发展，当时有叫‘百国春秋’与‘百国宝书’的，可见当时的史书和礼书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列国之间了”[3](P74)。钱穆修正了原来的观点，将原属“礼书”的《春秋》单列为孔子以前典籍的一类，意在突出西周中叶以来各国《春秋》编撰在整个中国典籍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史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此外，还揭示传统史学发达的原因，即中国最看重现实人生，故而看重现实的历史，由此重视历史记载。 钱穆将礼、诗等中国早期典籍与中国史学起源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中国史学起源于“书”和“诗”，因这两类典籍记载的内容均是与“礼”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春秋”记载人事后，史学得以发展。春秋时期，中国文献分礼书、史书两类，是由中国重人事即重历史的文化精神决定的，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和特征决定了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发展方向。钱穆从中国上古历史发展及其文化精神的角度、而非仅从史学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发展和特征，这无疑是深刻和精卓的识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