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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史学的自由、人本精神与历史认识的理性主义 中国史学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钱穆认为，中国早期“史”职的演变表明中国史学脱离了宗教和皇权政治的束缚，具有了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而中国学术从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兴衰，则体现了中国史学脱离政治势力走向自由和人本的精神。此外，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态度又含有浓郁的历史理性主义。 钱穆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与欧洲中古不同，自孔子作《春秋》后就脱离了宗教羁绊，“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汉代太史属太常，仍为宗庙职司一员，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迁不以此自限，发愤著《史记》以续孔子《春秋》，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东汉班固，以非史官为史下狱，得释后以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2](《引论》，P16—17)。通过考察孔子、司马迁和班固撰修史书的发展过程，钱穆阐明了以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到东汉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和政治的束缚，转变为自由的民间学术，这种学术自由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具有自由精神，还具有人文精神。钱穆认为，先秦的王官之学流为百家，于是“史官”外复有“博士”，两者同为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的官吏。“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博士官”则为新兴百家学的代表。到汉武帝采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博士始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同时兼负国家教育之责，博士弟子遂为入仕唯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四百八十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一百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具‘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2](《引论》，P17—18)。通过对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考察，钱穆阐明了中国学术及史学重人生伦理教育、脱离宗教而将人生意义寄托于现实世界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人本主义此后主宰了中国传统学术和史学的发展路向。 中国史学的另一基本精神是历史认识的理性态度，这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根源之一。钱穆说：“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2](P6—7)而且，“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2](P9)。钱穆从古人编撰中国古史所蕴含的历史人文理性精神来揭示中华文化和史学的积极意义，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亦批驳了随意否定中国古代古史编撰真实性的各种疑古史观。 钱穆通过对中国古代早期发展史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考察，发掘出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自由、人本和理性精神，显示了他力求在理论高度来揭示中国史学的本质和特征，也回击了近代以来诸多反传统史学家指责传统史学的专制性、愚民性、不科学等诸多违背现代史学精神和价值观的简单化做法及各种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