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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代史家与中国史学思想 钱穆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时对中国古代史家多有涉及，尤为推崇取得通史成就和拥有通识意识的史家，如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和郑樵等。不过，钱穆论述较多的则是孔子、黄宗羲和章学诚，从中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诸多独到认识。 钱穆高度评价了孔子及其《春秋》的史学思想与成就，称其奠定了中国史学及文化的发展道路。他称赞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视野之第一个”。“而《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民间史之创作。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2](P100,100—101)孔子的《春秋》有三大功绩：“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1](P12)后来，他对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史学和文化史上的贡献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一：是孔子打破了当时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他虽根据鲁国国史，但他并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在他的新史里，却以当时有关整个世界的霸业，即齐桓公、晋文公所主的诸夏城郭国家和平联盟的事业为中心。第二：是他的新史里有一种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底人生批评。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如楚国、吴国等，其先虽因其不能接近诸夏文化体系之故而排之为夷狄外族，到后来亦随其文化之演进而升进之为诸夏，与中原诸国平等看待。第三：史书本来为当时宗庙里特设的史官之专业，现在由孔子转手传播到社会，成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3](P74—75)总结和归纳钱穆对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化史上贡献的评述，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开始将原属王官学的史学变成民间学，使之成为全社会共有的学术；二是《春秋》为中国史学编年之祖；三是汇国别史为通史，具有世界史的观念；四是在民族文化观上，既倡导尊王攘夷，又以文化高低来区分诸夏与夷狄；五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褒贬史事和人物。钱穆的上述评价充分揭示出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作用，体现了钱穆史学思想的新儒学特征。 钱穆认为，宋代以后的史学走向“衰微之末运”，对清代考据风批评尤烈。然而，他对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认识及评价又是历史和具体的，如高度评价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和清代中叶的章学诚在学术尤其是史学上开时代风气的贡献。 钱穆突出强调了黄宗羲“以经史证性命”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分析了黄宗羲史学的特点，指出其治史有两个特点：“一曰注意于近代当身之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此其治史注意于当身现代之史，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于文献人物之史。……此其治史注意于文献人物，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考订者又一也。此种重现代、尊文献之精神，一传为万季野，再传为全谢山，又传为邵二云、章实斋。浙东史学，遂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5](P35)钱穆充分肯定了黄宗羲史学及其对浙东史学创立的作用，既是对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发展的新解释，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误读清代学术中经史关系的有力批评。 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成就与地位，近代学人均以文史家目之。钱穆则称，其经史之学突破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樊篱，切中了乾嘉经学考据积弊，是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史上扭转风气的史家。对此，钱穆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第一，阐发了章学诚即事言理、以人伦日用求道和学贵实用的经史思想，破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樊篱。他说，章学诚于汉学攻击颇为深刻，“曰：‘六经皆史也。’‘古之学不遗事物，未尝离事而言理。’‘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不足与言道。’‘搜罗遗逸，襞绩补苴，不足与言学。’‘故学务当今而贵实用。’因谓圣人学于众人，大成集于周公。而卒归于浙东学术，言史，言经世，言性命，言行事，言学问，一以贯之，而溯源于阳明之教。盖戴派学术，其持论本与浙东王学相通，而其学问从人，遇为亭林博雅一途。故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语，终不免受其牢笼。自章氏之论出，则顾氏之说自破，而吴、皖学者考核古训、古礼之精神，亦且废然而知返也。”[1](P293—300)第二，阐发了章学诚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和史学切人事的思想。章学诚说，天人性命之学，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六经中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不足言史学等。钱穆说，这些思想表明，“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5](P429)。第三，发掘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实质与意义，阐明其“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5](P430)的原因和内涵，进一步彰显了章氏史学的经世之旨。钱穆说，章氏所言“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5](P432)为此，钱穆盛赞章学诚的学术对继起的今文学派影响颇深，“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5](P433)，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当两汉经学极盛之际，而有王仲任；当两宋理学极盛之际，而有叶水心；当清代汉学极盛之际，而有章实斋。三人者，其为学之途径不必同，而其反经学尚实际之意味则同。是亦足见浙学精神之一端也”[1](P300)。钱穆通过对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为核心史学思想的深入诠释，表明了自己的史学主张，即经学即史学，经史为一；史学必须切人事，义理必须从历史中求取。这些思想既对近代以来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新回答，又从历史角度阐明了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理论立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