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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钱穆中国传统史学新书写的特征和意义 由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涵、本质特征、发展历程和现代价值作了多角度的研究，并对近代以来片面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做法及观点予以理论回击，进而提出要承继中国史学的传统来创建中国现代新史学。不同于当时阵营庞大的反传统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和描绘，钱穆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征：一是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来重构中国传统史学史。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初期和晚期论述颇多，即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及其孔子的贡献，明末清初到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黄宗羲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与成就。钱穆对这两个时期史学予以集中和深入的论述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关联，即均是围绕经史不分、史学切人事以经世的思想主题进行的。他对经史关系的新解读回应了近代以来不断贬低和肆意否定传统经学价值的各种观点，对经史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这比单纯就史学论史学要深刻得多。二是站在文化的高度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内涵和普世价值。钱穆通过对学术史的考察，指出中国史学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由独立、人本主义、历史理性、经世致用等精神和原则。而这些精神与原则所蕴含和体现出的自由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理性、实用理性等，正是中国现代反传统史家批评和否定中国传统史学与文化的思想准则及方法论。因此，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涵和精神的这种阐发，成为对反传统史学相关观点的一种针对性极强的回击，有助于人们树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价值的新认识，这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三是倡导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传统本位论。钱穆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道路的研究与肯定，强调“通识”意识和通史撰述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核心理念，对历史上通史的撰述及其史家予以高度肯定，倡言“史学殊无新旧”，主张中国现代新史学应当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史学通史的继承和发展上，体现了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 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价值的多角度和多层面研究，重塑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正面形象，批驳了将传统史学与中国现化新史学相对立的做法，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发展，即中国现代新史学开出了新的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西化思潮盛行，史学界亦受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左右。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等著述中全面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主张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新史学的创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至深至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史学界具有统治力和影响力的新史学流派的眼中，如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疑古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及其现代价值不是遭到批判和否定，就是被忽视或贬低。虽有一些史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对传统史学多有同情和维护，在史学实践方面也有继承和发展，但多缺乏较充分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和新书写，虽显落寞，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上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然而，钱穆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史学观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相比于其晚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950年代以后，钱穆撰写了大量著述和文章，其中，专著有1961年初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73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名著》和1989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发微》。此外，1975年初版的《中国学术通义》、1979年初版的《历史与文化论丛》、1984年初版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著述中也收录了诸多专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论文。这些著述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和精神、中国传统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西史学比较等作了系统和深入论述，描绘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全景，深入揭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和价值。其次，如果与同时代的史家相比较，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尚不及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全面和深入。1942年，柳诒徵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等十个专题，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比中西史学及其文化，系统和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理论、发展面貌、主要特征及精神价值，1948年汇成《国史要义》由中华书局印行。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熊十力称《国史要义》“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真不朽之作也”[8](《熊十力函》)。此外，钱穆的一些观点不免有失偏颇。如他对清代考据学在典籍整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积极影响缺乏同情式的理解及更加客观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