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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书体裁的创新、通史撰述与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向 重视从中国古代史学体裁丰富性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道路，是钱穆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认为，多样化的传统史书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特别是通史体裁的创立和不断完善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突出反映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变革路向。 钱穆强调，中国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历史记载最完备的国家，根源在于不断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2](《引论》，P1)。结果是，“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唯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4]。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优长是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创写新的历史，“通史”的创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尤害新史之不断创写”[4]。钱氏认为，《尚书》为最初史书，然书缺有间；《春秋》为最初编年史，《左传》网罗详备，为编年史之进步；《史记》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团体性而崭然露头角；《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始，适应了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始有杜佑《通典》为政书之创作，乃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继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乃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乃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郑樵《通志·二十略》的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家谱、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然而，南宋以来，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未出现好的通史，可谓“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时至今日，“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2](《引论》，P8)。 可见，钱穆注重从历史知识的表述和书写方式——史书体裁，来考察中国史学的进步与革新。他认为，新的史书体裁尤其是通史体裁能从更多角度和方面记载历史事实及容纳各类历史知识。史书体裁特别是通史体裁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即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进步与发展，会通精神与方法是中国史学传统和精神之所在。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中国古代史家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和编撰中认识到，不同社会历史内容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认识与书写，因此，他们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综合贯通各种体裁，取其长以补其短，不断创造新的体裁来书写历史。这是史学表达形式——历史编撰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进步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钱穆继承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结合时代精神，认为通史体裁最能记载和反映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体现中国历史延绵不绝的精神，因而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正轨和极则，撰写新的中国通史是中国现代史学建立的基石和标志所在，他声言：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2](《引论》，P8)。 钱穆主张创建以通史为模式的新史学，亦在批判中国现代史学界诸多片面强调历史考据和专精研究的风气。他声称：“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2](《引论》，P8)抗战时期，他撰写《国史大纲》，即是将此史学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