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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立场下的乾嘉考据批评和史学的经世致用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论清代学术及其考据学，《国学概论》等著作对清代考据亦多有论述。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喜从史学立场着眼，他对乾嘉考据尤其是其不求致用弊病的批评，进一步反映了其对传统史学的认识。 《国学概论》对清代考据有褒有贬，与后来一意批评清代考据者有所不同。他说：“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其主要之标的。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然乾、嘉诸儒以下，其治学方法之精密，则实有足多者。近代胡适，盛称以为合于科学的精神。”[1](P311)又称：“盖自有清儒之训诂考核，而后古书可读，诚为不可埋没之功。其学风之朴诚笃实，亦自足为后人所仰慕。然其间工诣既有高下，得失亦复互见。”“最其所至，实亦不过为考史之学之一部。”[1](P314、315)视经学为史学，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钱穆自然会受此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史学立场评述清代学术史，充分肯定黄宗羲和章学诚的经史成就与地位，批评乾嘉考据的流弊，上文已有论述，此不再言。此后，钱穆对该学术问题又颇多新论。如高度评价曾国藩在经学外扩开史学的贡献，称曾氏的《圣哲画像记》按姚鼐的学问分义理、词章、考据之说，对古代三十二位大学问家及其著述作了分类，“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7](P95)。钱穆推许曾氏所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因为“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地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7](P96)。 清乾嘉考据的另一弊病，是背离了中国史学讲民族气节和重经世致用的传统。钱穆说：“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复绝焉。”[5](《自序》)他认为，清代学术无经世之志是满清文化高压政策造成的。“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指乾隆对士人所言之语——引者)，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5](《自序》)又说：“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5](《自序》)此言对满清文化高压政策导致清代学术无经国济世的抨击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钱穆对清代考据缺乏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情怀的批评颇为精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经典之作。不过，钱穆对清代考据在典籍整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积极影响缺乏同情的理解和评价，亦有失偏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