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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关 键 词】今文经学/史学近代化/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夏曾佑 【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邓锐(1981-)，男，陕西汉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①的过程中，今文经学给予了这种转向以极大的影响②。一方面，今文经学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以及由经及史的经学研究方式，不但直接促成了传统经学的动摇，而且破除了尊古、泥古的传统学术风气，启发了史学的疑古辨伪与史料审查；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宣扬公羊三世朴素进化思想，并与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成为近代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在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经学研究，对于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而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的经史之学研究，则反映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崔氏的今文经学家本色更浓，而梁氏、夏氏的史学成就更大，是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开创者。 一 康有为今文学之于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一是其孔子作“六经”说对先秦古史的否定，这是对传统经学古史观念的否定，促使了人们对古代典籍的重新审查，开启了近代疑古思潮的新风气；二是其进化史观，为中国历史的叙述与解释辟出了一条新径。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被誉为时代狂飙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考”珠联璧合，前者主在清算古文经学，由此促使了人们对“卫道”经书的怀疑和经学的动摇；后者旨在宣扬孔子托古改制，否定先秦古史的真实性，由此促成了人们关于古史的审查。同一时期，康有为还在《春秋董氏学》和《礼记注》中，依据传统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大同”、“小康”说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所接触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开始对中国历史作具有进化思想的解说，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 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古文经学乃为西汉刘歆所编造，旨在服务于王莽篡汉的需要，因而是王莽新朝之学，故曰“新学”；既然古文经学不是孔子所作的真经，自然也就是“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当然不在学术考辨，若以此论定，它其实是最能反映康氏主观武断的学风特点的，正如梁启超所说： 《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③ 《新学伪经考》的真正价值，在于推翻古文经学系统，打击那些尊崇古经、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汉学家、宋学家们，促使人们对于经典的怀疑，由此动摇封建统治赖以维护的思想基础，进而震荡整个封建制度。而从史学价值来讲，则是开启了近代学者重新审查古籍、认识古籍，破除尊古、泥古的新的史学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学伪经考》也是五四以后古史辨派掀起疑古之风的思想先驱者。 1897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则是从思想方面直接促使史学近代转向的第一部著作。周予同说： 康有为是经学家而非史学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它各经各子，以为倡言变法改制的张本。康氏著作的目的在于假借经学以谈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结果，却给予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④ 在周氏看来，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是借经学来谈政治改制问题，结果却成了近代史学转变的动力。 《孔子改制考》这部今文学著作之所以能成为史学近代化转向的动力，是源自于它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说。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前那些所谓的家喻户晓的中国上古历史，其实都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而假托出来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而被后代经学家、史学家深信不疑的先秦典籍《尚书》中的许多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等，其实也都是孔子所作。只有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才是信史。康氏说：“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⑤那么，先秦的历史又是怎样被编造出来的呢？康氏说，这是周秦诸子百家为了创立自己的教义，企图将他们各自设计出的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假托为古代曾经试行过的政治制度，旨在取得人们的信仰，从而有了那些虚构的历史。像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韩非附会古圣等等⑥，皆是如此。由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所创的儒教，其教义更为完善、政教礼法更为系统、信奉的后学众多，才最终在汉武帝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孔子也因此成为“万世教主”。⑦康有为还进一步指出，孔子身处乱世，他是出于改制以救世的需要而托古的，因为人们总是喜欢“荣古而虐今，贱今而贵远”，要想提出自己的改制主张，“非托之古，无以说人”⑧；而孔子所托之古，也就是所谓的尧舜盛世，其实是孔子的一种理想或虚构，并非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孔子是出于救世而改制、出于改制而托古、出于托古而制作六经和编造古史的。于是乎，孔子这位长期以来一直被儒家后学奉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代文献保存者，却成了六经的制作者，先秦古史的缔造者，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 《孔子改制考》之于史学近代化的思想启蒙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梁启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伟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据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到任意比较的研究。⑨ 周予同也对《孔子改制考》之于近代新史学的产生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这一部书，与其说是研究孔子，兼及诸家；不如说是假借孔学，表现自身。然而这一部书却给予中国史学的转变以极有力的影响；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决不会有现在的新史学派，或者新史学的转变的路线决不会如此。⑩ 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还依据公羊学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的朴素进化观，以及开始接受的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说，从而构建起了自己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模式。 1897年刊印的《春秋董氏学》，就已经开始对公羊“三世”与《礼运》“小康”、“大同”作了糅合。康氏说：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也。(11) 这就清楚地表明，康有为是以《公羊传》的“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传》的“所闻世”为“升平世”，亦即《礼记》的“小康”之世；以《公羊传》的“所见世”为“太平世”，亦即《礼记》的“大同”之世。汤志钧先生认为，这样糅合，“是康有为前所刊布的书籍中所没有的”(12)。而在稍后的《礼记注》(1897年撰成)中，康有为则结合中国历史，对其构建的“三世”蓝图作了这样的描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道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 在此，康有为是以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为“小康”之世，而认为当今应该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才能逐渐进化而至“大同”之世。 从以上二书可知，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已经将传统公羊学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小康——大同之“三世”说，体现了一种历史进化、发展的观点；而在《礼记注》中，康有为又进一步以“小康”(升平世)和“大同”(太平世)来作为中国的“古”与“今”、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之区隔，认为当今应该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表达了维新派的一种政治理想。《礼记注》所反映的“三世”说，代表了康氏戊戌变法前的“三世”主张。 大约在1902年左右，康有为又撰成了《大同书》，这是康氏今文学又一部颇有影响的力作。该书既汲取了古代儒家的社会理想，又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理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先前的《礼记注》所反映的“三世”说相比，《大同书》中体现的“三世”说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礼记注》的“三世”说只是以“小康”与“大同”说明社会历史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过程，而《大同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未来社会历史——民主共和作了展望和描述。然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从《春秋董氏学》到《礼记注》再到《大同书》，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历史进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康有为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在戊戌变法以前主要是为为维新变法张本的，希望通过维新变法以实现由封建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过渡；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康有为虽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民主共和的大同理想社会构想，却固守着这种循着一定轨道而不能超度的进化之理，结果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而康有为宣扬的进化史观的历史学意义，则无疑是对以往中国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如所周知，传统主流历史观，由于受到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的影响，是普遍认为世愈古而治愈盛，肯定五帝、三王时代的政治，主张法先王。康有为则大张旗鼓地宣传历史进化论，肯定历史是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也就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轨迹向前发展的。正如周予同所说的，“康氏的进化论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一大波澜，对于民族的复兴也无异于一针强心剂。”(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