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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而撰述成的近代中国“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25) 夏曾佑好谈今文学，最初可能是受到同乡前辈龚自珍、邵懿辰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他不但在思想上受到康有为今文学的影响，而且还结识了康氏弟子、今文家梁启超，遂成为终身挚友。梁启超追忆当时情景时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日夏曾佑、谭嗣同。”(26)在这一时期，夏曾佑还开始接受西学，而他的至交严复的西学，对他经由今文学的朴素进化论进而服膺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严复曾经翻译了《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社会通诠》和《法意》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夏曾佑不但通读了这些著作，而且还时常与严复相互切磋(27)，并为其中一些著作写了书序或按语。由此可以说，正是严复，使得夏曾佑有了接触和了解西学、进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机会。 夏曾佑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全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该书原计划写作五册，实际完成三册，至隋代为止。第一册初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第二、三册初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夏曾佑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而正是这部著作，确定了其由今文学走向史学，并且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重要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看，夏曾佑明显采用了今文学的观点。对此夏曾佑自己说得很清楚：“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28)这就是说，他尊崇今文学，采纳今文学的观点，但又有所变化。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具体论述上，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夏曾佑受今文经学观点的影响。如在该书第一编第一章“传疑时代”关于尧、舜的叙述，其说法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如出一辙，他说：“儒家言政治者，必法尧、舜。……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许行言神农，各有其所宗。即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作，而托始亦异。”又如第一编第二章“化成时代”关于周秦之际学派的论述，夏曾佑从今文学角度对《汉书·艺文志》经史混乱的书籍分类提出批评，他说：“著录百家之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后人皆遵用其说。然《艺文志》实与古人不同。……因(刘)向(刘)歆之大蔽，在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至深，而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后乎？其不通如此。”很显然，这样的评述完全是戴上今文学眼镜来看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是采用进化史观来解说中国的历史。纵观《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进化史观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数端：其一，以世运之说，将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分为三个大时期，肯定近代中国处于“更化之期”。该书以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每一个大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上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由世界之初至西周为传疑时期，春秋战国为化成之期，中国的文化是在这个时期造成的；中古之世有三个阶段，自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自魏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时期；近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朝261年历史为更化之期，所谓“更化”，是指历史出现转机，“将转入他局”。其二，在具体历史评述上，体现了进化的思想。如关于伏羲、神农时代的历史，认为伏羲时代历史已经离开渔猎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婚姻关系上已经由乱婚进入“嫁娶”时代；神农时代的历史已经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也就是农业时代。夏曾佑明确指出，中国上古历史的这种进化，乃“万国各族所必历”，所不同的只是“为时有迟速”。又如在第一章之“古今世变之大概”一节中关于清朝261年更化期历史的评述，夏曾佑认为它的前半段历史，是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而后半段历史，则无论世局还是人心，皆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其三，明确以西方进化论之核心观点——优胜劣败来解说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夏曾佑说：“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具有仁智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兴，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29)在此，夏曾佑以为宗教可以反抗强权，其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乃世界之公例，希望发明一种学说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强权，其拯救危局之用心是好的。 此外，《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历史编纂上，已经明显具有近代“新史学”的特征。首先从史书体裁而言。该书采用章节体裁，全书由篇、章、节组成；每册正文之前皆有《序》、《凡例》或者按语；所作的注文，旨在交待引用材料的来源。其次从通史撰述来讲。与中国传统史学“通史”含义不同，传统“通史”是与“断代史”相对应的“贯通古今”的历史撰述，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其“通史”是相对于“专史”而言的，是对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内容的贯通。如关于宗教方面，该书具体叙述了孔子以前的原始宗教、秦汉的方士、汉代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输入情况；又如学术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该书对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际的学派，西汉今文学与方士的关系，东汉古文学与方术的分离等问题，都设立了专题来进行讨论。这样一种新型的通史撰述，一般认为是经由西方传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周予同对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受到的学术思想影响作了这样的总结：“夏氏《中国古代史》(即改名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洋进化论思想的糅合，……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30)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