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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史研究》2009年4期 汪高鑫/邓锐 参加讨论

    三
    梁启超是受今文经学影响,而真正促使近代史学脱离经学的羁绊转向“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所著《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梁启超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开始接触到康有为的公羊学和维新思想,并且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协助编撰者。后来积极投身于维新宣传活动和戊戌变法政治实践当中,时人将其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与康有为始终只是一个经师不同,梁启超却最终由康有为的经学弟子而转变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然而从思想渊源来讲,梁氏这种转变,是与他受康有为今文学的影响而系统接受今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的。他的“新史学”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进化论思想最初便是导源于今文公羊三世朴素的进化观,进而经过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之后,而最终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进化论学说的。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别开生面地把整个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阶段,亦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封建”、“帝制”和“立宪”之相互对应的三大阶段。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中国地缘环境的逐次变迁、民族内部的长期混合,及其与政体依次嬗变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而呈现出历史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1902年,梁启超写成《新史学》,这是一篇号召史界革命的檄文,也是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建立近代新史学体系的宣言书。首先,对过往两千年中国之旧史学的各种积弊作了清算。《新史学》通过总结旧史学的弊病,提出了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这“四弊”,其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一部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不知道叙述群体“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以及“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其三是“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不重视当代史的撰述;其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懂得“史同于人,亦有精神”的道理。这“二病”,则是指“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20)
    其次,大力宣扬进化论,以进化史观作为近代“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梁启超认为,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考察历史进化之理,他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世,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21)这就明确指出了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梁启超对于旧学术多持批判态度,却对公羊三世说赞赏有加,肯定它的进化意义。他说:“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俱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借曰有小乱,则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22)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通过对新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系统阐明了他的关于历史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其一,“叙述进化之现象”。梁启超认为,世界万物的变化现象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循环之状”,一是“进化之状”,研究循环现象的属于天然学,亦即自然科学;研究进化现象的属于历史学,亦即历史科学。其二,“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认为,“进化云者,一群人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历史学所关注的,“惟人群之事”;如果事情并不关乎人群,哪怕是“奇言异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其三,“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例公理者也”。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这就将历史认识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梁氏一方面将历史哲学与“良史”问题结合起来,他说:“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另一方面,梁氏还将历史哲学与史学功能问题结合了起来。他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之所以要“求得其公例公理”,一是要说明历史受化的成因与影响,“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二是如果历史叙述只是叙事而不能明理,就如同一个人“有魄无魂”,了无生气。(23)
    毫无疑问,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批判旧史学的激烈言辞多有偏颇失当之处,具体论断也过于武断,明显带有一种感情色彩,而且断然将“新史学”与“旧史学”截然对立起来,这种割裂古今的做法也并非一种科学的方法(梁氏后来对此也有察觉,并且作了修正和补充)。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作为新史学指导思想,然而在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原理直接运用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解释当中时,并没有区别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公理公例的不同,没有触及到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同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其运用进化论尚有生吞活剥之嫌。然而,梁启超通过发表《新史学》,高举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大旗,大力宣扬进化史观,猛烈抨击封建史学,从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史学性质和史学功用等多方面勾画出新史学的总体面貌与特征,对于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开山辟路的作用。学者认为《新史学》的发表,“标志了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标志中国史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2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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