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社会文化史的史料问题 上文谈到的田野调查法实际也是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搜集资料的方法之一。当然研究社会文化史还要有更为开阔的史料视野。除我们以往关注的一般史料诸如正史、档案、报刊、方志、访谈等资料外，社会文化史还要关注更为宽广的史料范围，诸如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戏曲、诗歌等。有学者指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7](P13—14)其实，很多前辈学者在挖掘和运用史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非常重视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有的写出戏曲和小说的专史，有的则侧重于发掘戏曲小说中的史料。解放前后，郭沫若、翦伯赞、尚钺、胡绳、邓拓、吴晗、傅衣凌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翦伯赞在解放前写的《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元曲新论》、《桃花扇底看南朝》和解放后写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琵琶记的历史背景》等文，既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套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注意文学资料的使用，并把视角深入到戏曲内容之中，藉以观察这些史料中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染指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域，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当然引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大量“臆造”的成分。因此，当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论述问题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如采用文学作品分析晚清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所讨论的就“是”晚清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大众文化。比如利用晚清谴责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来研究晚清的社会文化时，要考虑小说内容是如何折射社会现实的，这种折射和直接反映是不等同的。清末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其实清末小说杂志有很多种）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民俗信仰生活。另外，文艺作品对民众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作品的内容去梳理探究，未尝不是可尝试的分析方法。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也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搜集和使用民谣。如《中国近世谣谚》和《现代流行民谣》等都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史料。 诗文同样可用作史料。陈寅恪娴熟运用于学术研究中的就是我国传统的文史互证方法。这种方法被现代学者所继承，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当代学者卞孝萱的《冬青书屋笔记》，揭示了传统文史互证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8]当代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主要运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造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1997），就将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籍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会出错。[9] 史料是丰富多采的，如何阅读史料是重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读’不仅是讲对资料字面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对资料进行诠释和利用。一条史料不仅反映了某个历史事实本身，而且可能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正是对资料怎么‘读’，常常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所持的历史观。”[2]我们在扩大史料视野的同时，更要学会阅读、分析和理解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