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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记录了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记事起于王莽时期，终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共有史料15条。《三国志·高句丽传》涉及此时段的史料有9条。视《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有无，可将两家《高句丽传》同有条目分成两类。 第一类，仅见于《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此类有4条。 1.“后句骊王宫”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甚相同。第一，史料排列顺序。《三国志·高句丽传》将“宫”的资料置于“伊夷模之子位宫”之处，作为辅助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将其提到文前，并有意去掉表明“位宫”与“宫”关系的“其曾祖”三字，此举表明范晔对陈寿所记世系的怀疑或否定。第二，国人对待宫的态度。《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恶之”，即厌恶，厌恶之因是宫在位期间征战不休，使国残破。《后汉书·高句骊传》改为“怀之”。即得民心，人心归向之因是宫勇武善战，开拓疆土。又中华书局《后汉书校勘记》云：“殿本《考证》谓《魏志》‘怀’作‘恶’。按：《校补》谓‘怀’当为‘恠’之讹，古‘怀’字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讹”。若依此解“怀”应为“恠”字，“恠”即“怪”，此条又可解释为宫出生便能视人，国人以之为怪，人有异象，必有异能，长大勇壮，竟能屡侵大汉边境。此三种观点，因评价视角不同而异。后世史家各有择选，《魏书·高句丽传》采纳了《三国志》的说法；《通典·边防二·高句丽》采纳了《后汉书》的说法；《册府元龟·外臣部·勇鸷》则采纳第三种观点，保持中立。 2.“宫、遂成、伯固世系”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以三王世系为宫—遂成—伯固，父子相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无“遂成”，以宫死，子伯固立。此处两传分歧颇大，后世史家观点不一，《梁书·高句骊传》、《北史·高丽传》采信《三国志·高句丽传》之说，《册府元龟·外臣部·继袭一》采纳《后汉书·高句骊传》之说，其他各家则回避不提。 高句丽王世系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学者因择选史料不同、解读角度不同，结论各异。《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之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众多世系排列中，顾铭学认为高句丽此三王为父子相承，序列为宫—遂成—伯固。⑩刘子敏认为宫、遂成为父子关系，遂成、伯固为兄弟关系。(11)若依刘子敏所论，《后汉书·高句骊传》补充了《三国志·高句丽传》遗漏的高句丽王，增加了新的史料，可惜又将“遂成”与“伯固”两人关系弄错。 3.“质、桓之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省略了“寇新安、居乡”，将时间由“顺、桓之间”(126-147)缩小为“质、桓之间”(146-147)。据刘子敏考证“西安平”为“安平”，为今丹东附近的叆河尖古城。(12)此条史料他处无载，又同样存在将“西安平”误写为“安平”之错，因此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可能取材于《三国志·高句丽传》。 4.“建宁二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之删减版。《三国志·高句丽传》载为建宁二年，伯固投降，初属辽东，嘉（熹）平中，因其请求再属玄菟。《后汉书·高句骊传》删除“熹平中”三字。此举易生歧义，使人以为伯固投降后，便乞求归属玄菟郡管理。除非《后汉书·高句骊传》另有所据。 第二类，《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载，《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亦有著录者。此类有4条。 1.“王莽初”条 此条除两家《高句丽传》外，《汉书·王莽传》亦有载。从史料的丰沛性来看，从《汉书·王莽传》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再到《后汉书·高句骊传》，各家所载内容明显逐渐减少。《汉书·王莽传》完整地记录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三国志·高句丽传》省略“王莽诏书”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关键性一句——“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并附加“当此时为侯国”六字。此六字代表了陈寿对于高句丽政权性质的理解。“当此时为侯国”说的是“在这个时候高句丽政权的性质是侯国”。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和它呼应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一事。其意为王莽时为侯，光武帝时封其为王。至于“当此时”究竟为何时？是王莽下令“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之后，还是之前，陈寿并没未指明。《后汉书·高句骊传》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原文省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了“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一句。此句一方面有将《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与“当此时为侯国”两句合并之嫌；另一方面，又像是受《汉书·王莽传》所载“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的影响。 范晔改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王莽诏书原文中，只云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它代表的是高句丽国名的改变，由“高”到“下”两字的变动，有明显贬斥意味。二是《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五威将军奉符命，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据此推断，高句骊王被降为侯的时间，应在公元9年左右，而不是严尤诱擒“驺”后。 此外，从《汉书·王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则史料中“王莽初”、“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驺”、“貉人愈犯边”等句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应出自《汉书·王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虽然也参照了《汉书·王莽传》，但模仿《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痕迹更重。 2.“建武八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为“光武复其王号”，明显衔接前一句，其意为建武八年(32)，朝贡称臣，故恢复其原有的“高句骊王”称号。《后汉书·光武帝纪》只云：“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未提王号更易之事。不禁令人怀疑《后汉书·高句骊传》恢复王号的提法，可能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始见称王”的影响。 3.“安帝永初五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将“求属玄菟”一事系于安帝永初五年(111)朝贡之后。《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殇、安之间”，并载更属之因是宫“数寇辽东”。《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三年春，高句丽遣使贡献。”与《后汉书·高句骊传》不同。究竟是高句丽在安帝永初三年、五年朝贡两次，还是“五”为“三”之讹误，只有永初三年遣使一次，尚难判定。 抛去细节仅从内容构成分析，《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包含“贡献”与“归属”两部分。《孝安帝纪》所记是朝贡，《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为“更属”。《后汉书·高句骊传》很像《后汉书·孝安帝纪》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两条目杂糅的结果。 4.“建光元年春”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比《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孝安帝纪》详细。《后汉书·高句骊传》分春、夏、秋三部分，详述了建光元年(121)东汉王朝与高句丽、鲜卑、濊貊、马韩等边疆民族政权组成的集团军之间的多次交锋。细节方面，三传颇多疑义。 春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征讨对象为高句骊、秽貊，征讨结果是“不克”。《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战事一波三折。起初，小胜“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之后，中宫诈降之计，使玄菟、辽东两郡城郭被焚，死伤二千余人。再后，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救二郡，但“貊人已去”。《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被攻击对象更具体：“焚烧候城，人辽隧，杀吏民。”并载征讨之因是宫危害“二郡”。 夏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进攻一方为“秽貊与鲜卑”两军，未提高句丽，此战蔡讽“战殁”。《后汉书·高句骊传》载：“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主语模糊，是高句丽与鲜卑联军，还是前文中提及的貊人，未详。攻战结果尤为详细：“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后宫复犯辽东，蔡讽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 秋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为“冬十二月”，进攻方为高句骊、马韩、秽貊联军，在夫余王子的协助下“州、郡并力讨破之”。《后汉书·高句骊传》记此战发生于秋季，强调高句丽在战斗中的领导地位，“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并载“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斩首五百余级”。 上述8条，《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细节处差异明显，表明两者史料关系不如“概述”部分紧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后汉书·高句骊传》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删减版、扩充版，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他资料的合并版，《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的重要参考依据。 另外，《后汉书·高句骊传》中有6条史料，《三国志·高句丽传》未有相关记载。除“遂成还汉生口”条外，其他5条，《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或有记载，可略辨析。 1.“二十三年冬”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具体，《后汉书·光武帝纪》笼统，仅云：“二十三年冬十月，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采纳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说法。 2.“二十五年春”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有“句骊攻击各郡”及“祭肜以恩信招之复塞”两事。前一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记为：“（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只云“辽东徼外貊人”，未提“句骊”之名。从当时高句丽的国情分析，高句丽不具备远征的能力，《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有误。后一事，《后汉书》卷20《祭肜传》记为：“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此节提及“骆驿款塞”之人为“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 《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后，强调“皆复款塞”，如果“款塞”者仅“句骊”，没有必要以“皆”相称。以此分析，“款塞”的主语应是《祭肜传》中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所以，《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有合并《光武帝本纪》与《祭肜传》之嫌。 3.“和帝元兴元年春”条 《后汉书》中《孝和帝纪》、《天文志》、《耿弇传》均有相关记载。《后汉书·孝和帝纪》：“元兴元年春正月……高句骊寇郡界……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后汉书·天文志》：“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后汉书·耿弇传》：“（耿）夔字定公……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 将上述“元兴元年春正月”（《孝和帝纪》）、“高句骊寇郡界”（《孝和帝纪》）、“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天文志》）、“夔追击，斩其渠帅”（《耿弇传》）拼合，正好等同《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所以此条亦有合并以上诸条之嫌。 4.“元初五年”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高句丽“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后汉书·孝安帝纪》中时间精确为“夏六月”，只云“寇玄菟”，未提“华丽城”。 5.“顺帝阳嘉元年”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后汉书·顺帝纪》中时间精确为“十二月庚戌”，又比《后汉书·高句骊传》多“复”字。 上述5条，《后汉书》之《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差异显著，《高句骊传》有时记载详细、具体，而帝王《本纪》、诸生《列传》记载笼统、宽泛；有时情况恰恰相反；有时《高句骊传》是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合体。 综上所述，《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时事”部分史料关系密切度不如“概述”部分。但《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参考依据之一。 其二，《后汉书》之《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诸生《列传》记载内容多有异同。范晔将各种史料、各家观点分置《后汉书》各《本纪》、《列传》，可能有“存疑”待解之意，也可能是史料纷争而难下定论的无奈之举。 其三，《后汉书·高句骊传》部分内容有杂拼《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之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