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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关 键 词】魏晋/贵族/放达/乡里社会/乡论 【作者简介】李济沧，1970年生，日本龙谷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魏晋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中古转型的时期，赋予中国中古社会最大特色的贵族政治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但是，中古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源于皇权以外的力量，这是迄今研究的分歧所在。①主张后者的学者认为，中古社会的贵族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中关键在于得到了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亦即乡论的支持，而反映这一结构的，正是当时特有的九品官人法。这项制度就其理念以及开始实施时的状况而言，中正依据乡论或清议来评定乡品的事实毋庸置疑。《晋书》卷三六《卫瓘传》“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就清楚说明中央官僚兼任地方的中正，在提交所评人物的“品状”时，必定要参酌乡论和乡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程序获得的乡品，是任何一个试图进入仕途的人物所必须拥有的资格，这一点与秦汉时期的乡举里选制或者唐宋以降的科举制度截然不同。② 然而，重视皇权作用的学者则倾向于否认乡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决定乡品的是中正，乡论在此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笔者曾经对这类观点产生的原因做过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试图利用“中央化”这样一种思路强调皇朝的力量，以此来减小地方社会的舆论在官僚人事制度乃至贵族体制之中的作用。显然，影响上述两种研究思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乡论的存在及其意义。针对这一问题，笔者通过对“乡品”称谓的探讨，认为南朝时中正根据乡里社会的乡论、清议决定官僚候选人“乡品”的结构依然存在，强大的乡里舆论直到南朝依然在发挥作用。③ 尽管如此，对于决定乡品的乡论本身还有必要作深入分析。例如，乡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根据和标准下评价人物的呢？它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选人观念？与皇权或国家权力相比较，乡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和意义？等等。本文的目的，意在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所谓乡论，也就是在地方乡里社会进行的人物评论。然而在思考魏晋之际的乡论时，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上下兴起了一股以放达为特征的风潮，其代表人物，前有“竹林七贤”，后有“元康名士”；④到东晋时，还出现了所谓“江左八达”。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放达人物进入了政界，并且获得了广泛的乡论支持，其中如陈郡谢鲲，开启了东晋南朝第一流贵族陈郡谢氏崛起的先河。⑤这就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即乡论的存在与放达风气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换句话说，通过探讨放达之风形成的原因及其实质，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乡论的存在与意义，进而对魏晋时期的贵族体制作出合理的分析。 竹林、元康论 所谓放达，实际上就是放荡、放纵的同义语，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这种行为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放达之风始终没有得到治史者的足够重视，即便提及，也大多站在正统的立场，或是批判或是简单地一笔带过。确实，大凡放荡，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比较忽视社会秩序和伦理的行为，从传统的礼教来说，很难对其产生好感。然而近代以来，放达风气作为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27年，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从人之自觉的角度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行为和思想作了阐释，如今“魏晋风度”一词已成为研究魏晋思想的一个代名词。1939年，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先生发表了《〈世说新语〉的时代》一文，对放达尤其是“竹林七贤”的思想及其意义作出了积极评价。在该文中，他用“方外思想”一词概括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行为，指出其反礼教行为充满了人间主义的感情，是人间精神自律性的升华，并用“世说新语人”这一概念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精神。⑥今天，认为“竹林七贤”的行为是汉代礼教主义的反动，促成了社会精神的自由等，已成为学术界的常识。 至于“竹林”以后的元康人物，研究者一般都是将其与“竹林”进行比较，而且基本上都作出了与“竹林”截然不同的评价。⑦例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元康放达名士尽管崇拜“竹林”，但那只是形似而已，而且南迁江左以后，更为放荡，“无德”之尤，对之进行了否定和批判。⑧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先生在论述放达现象时，引用东晋戴逵的观点，也认为“元康”只不过是对“竹林”的模仿而已。⑨前面提到曾用崭新的角度评价竹林的宇都宫先生，对于承继“竹林”之后的元康放达之风，也认为是一股颓废的风潮，是对“竹林”的单纯模仿，是“末流思想家中常见的幼稚病疾患导致了王澄等人那种不消化的方外思想风潮”⑩。 就肯定人性这一分析角度而言，森三树三郎先生与宇都宫先生的观点接近，但具体针对元康风气来讲，前者的评价更为积极，即元康一方面是“娱乐主义乃至颓废主义的全盛时代”，另一方面在其根底处又显示了“肆无忌惮的人欲解放”，它将人性中极为自然的部分予以正当化，就此意义而言，曹魏以及西晋时期是可以同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人的解放、人的发现”的时代。(11) 景蜀慧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竹林”与“元康”，即西晋灭亡并不能归因于放达之风，而是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标榜名教，政治浮华之故。无论“竹林”还是元康的放达名士，他们的放达行为都是一种韬晦，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只是在面对名教时，“竹林”作了较为激烈的抵抗，而“元康”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有区别的。(12) 以上可以看到，针对元康的放达风气，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富。那么笔者在此专注这一社会风气的理由何在呢？简而言之，就是想抛开以往将其与“竹林”作比较的思想史视点，而是把焦点对准放达风气形成的社会原因。单纯用对比来看元康风气，难免有视野狭隘之嫌。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如同一层波浪，关键要看推动其生成的历史潜流和历史逻辑，这即是社会背景和渊源。我们的课题，就是通过浮现在社会表层的放达之风，来探索当时的社会实情及其历史特质。 放达之风与元康时期的社会 放达二字，乃是当时的词语，《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是竹林七贤中人，所谓“脱衣裸形”、“纵酒”，就是一种放达行为。众所周知，竹林人士中，有着类似行为的还有阮籍和阮咸，他们都直接影响了元康放达之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同书《品藻》注引邓粲《晋纪》也称： (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 从谢鲲生于280年，此类行为应在其十几岁以后来推断，这群人物的活动时期，正是在西晋惠帝元康年间(291-300)或稍后。(13) 上述记载将放达行为描述得十分具体，所谓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散首披发等等，也就是不拘细行，超越常轨，忽视社会一般观念，任性而为，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放纵、放荡等贬义词并无区别。 元康的放达之风，由上述史料来看，首先是受到“竹林”等人相当大的影响。(14)其次，参预其中的人物，如谢鲲、王澄、阮修(15)、阮瞻、胡毋辅之等都是所谓“贵游子弟”。“贵游子弟”，顾名思义，即是那些官僚贵族子弟。古今中外，达官贵人子弟仰仗权势，作出种种荒唐放纵行径，本来并非稀奇的事，但元康放达风潮之中另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当政人物在这股风潮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载： 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潮焉。 同卷《王澄传》云： 及(成都王)颖败，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王)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酒纵诞，穷欢极娱。 王衍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居宰辅之重，但却和放达之士亲密交往，虽然是否预以“酣酒纵诞”的放荡行为之中并不清楚，但以他“朝野翕然”的名声和显职，在元康放达风气的形成中无疑作用甚巨。当时人裴頠对此就有一个批判，据《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頠传》：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凌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时俗放荡”正好说明了放达乃是当时的社会风潮，而王衍的“位高势重”，在选举之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裴頠认为这即是“风教凌迟”的原因。 从上述可知，放达风潮在西晋中后期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贵族官僚阶层及其后继者之中。但既然说“时俗放荡”，就有必要观察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人物，看是否也存在放达的一面。《世说新语·简傲》： 陆士衡(机)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宝)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陆机、陆云兄弟入洛阳，在武帝太康之末的290年左右，时距元康不远。刘宝是专治丧服礼的儒学者，然而这样一位本应恪守儒家礼教的人物，虽居丧中却言行轻浮，让陆氏兄弟大失所望，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放达时俗之一斑。(16) 刘宝毕竟还属于贵族土人，那么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又如何呢？当时人葛洪(283-343)在《抱朴子》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其《刺骄》篇云： 世人闻戴叔鸾(良)、阮嗣宗(籍)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葛洪描述自己所见的怀、愍之世，为元康之后的时代，但两者在社会风气上应相差不远。这里所见到的种种左衽行状，与元康那些贵游子弟并无二致。葛洪说是“世人”，可见放达之风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加以佐证，即前引《王澄传》提到的光逸以及后来与大部分元康“贵游子弟”一道流寓江南的王尼。《晋书》卷四九《光逸传》云：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也。初为博昌小吏……后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与荀邃共诣令家，望见逸，谓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车，与谈良久，果俊器……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同卷《王尼传》：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叠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 光逸、王尼一为小吏，一为兵，在当时的身份制度上，和贵族士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特别是王尼，世代为兵家子，较之一般庶民，还要低贱。这样的人物，也因其“卓荦不羁”的放达资质，超越了身份之别，受到胡毋辅之、王澄的赏识，与之亲密交往。 再看以上所述人物，王衍、王澄、王敦、阮瞻、阮修，分别出身琅邪王氏和陈留阮氏，都是所谓名门大族；谢鲲、胡毋辅之、庾敳等应为一般士族；光逸、王尼则属于寒门、兵户。(17)这就说明了元康社会不论门第贵贱、职位高低抑或阶层上下，都在放达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这与葛洪所说的“世人”是相吻合的，而裴頠所忧虑的“时俗放荡”也确非虚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