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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中国历史上，六朝的历史性质究竟属于中世贵族政治还是古代专制政治？这是一个关乎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大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六朝贵族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即六朝贵族是位于皇帝权力外侧并超越了皇帝权力呢，还是仅仅作为官僚从属于皇帝权力之内？对此，本文从魏晋时期的放达风气入手作了初步探讨。 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其根源除了模仿竹林名士以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退，传统礼教失去了约束的能力。不过，放达风气从形成之初开始，并非一成不变，它尽管渊源于东汉末出现的反礼教潮流，但在西晋元康年间以前，并没有形成一种席卷社会的风潮。曹魏明帝利用“浮华”事件，对放达之风进行了压制。然而到元康时期，放达之风明显出现了变化。首先，此时的种种放荡行为大多被冠以“达”的称谓，显示出其行为并不受当时人反感，相反却有被视为通人、达人的行为而加以肯定的倾向。(31)其次，放达行为上升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不单个人或特定阶层、群体，而是整个社会上下，不论地位高低、贵贱，都可看到放达行为的体现。放达之风超越了阶层和群体而上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深刻反映了西晋元康时期的历史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这股风潮的兴起为我们理解六朝皇权与贵族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观察视角。 众所周知，九品官人法是一项保障贵族进入仕途的重要人事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乡论对官僚候选人的推举和认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时期，包括放达人物在内的贵族士人能进入到政界，正是得益于这项制度，也就是得到了乡论的支持。那么，这个乡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与曹魏明帝时期的“浮华”或稍后的竹林七贤相比较，元康时期的放达名士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就是与受到国家权力肯定的贤者、有德者一样，其行为得到了乡里社会乃至全国舆论的赞扬。对于国家权力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乡论却予以支持和肯定，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有着多种评判标准，与国家权力并不完全一致。换言之，放达与乡论的结合，显示了乡论有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而这种特点又是地方乡里社会与国家权力出现某种乖离的反映。 六朝时期的贵族一般都要走上入仕的道路。作为王朝的官员，他们固然有着官僚的侧面，受到皇权的制约和影响，有些时候还要屈服于皇权。但是，如果从魏晋贵族依靠乡论这一与王朝国家并不相同的价值意识，从地方社会进入到政界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他们身上明显带有独立于皇帝权力以外的特质。本文开头曾指出，南朝时期仍然可见中正基于乡论、清议决定官僚候选人的乡品，这就说明南朝时期乡里舆论依然强大，在决定官僚身份的时候有着巨大影响。如果再结合西晋时期地方社会乡论的特点来观察，当有着独自性和自律性的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决定仕宦的资格产生影响时，单纯强调国家或皇帝权力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统治，显然不能反映当时的实情。也就是说，六朝时期的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起关键作用的其实还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放达风气的形成以及放达人物通过乡论的支持而步入政界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