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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李凭译，载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所谓中正品第，就是乡品(《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4页)。 ③参见李济沧《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江海学刊》2012年第6期。 ④竹林七贤主要活跃于魏晋交替时期，“元康”为西晋惠帝元康时期(291-300)。 ⑤有关谢氏在魏晋之际的兴起，可以参看田余庆《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⑥宇都宮清吉：《〈世説新語〉の時代》，《東方學報》(京都)10卷2号，1939年7月，后收入氏著《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东京)弘文堂1955年版。 ⑦此类观点的先驱为东晋人戴逵和葛洪。葛洪之论见下文，戴逵之论见《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略云：“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愿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⑧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⑨吉川忠夫：《六朝士大夫の精神生活》，载《岩波講座世界歷史》(东京)5，1970年，后收入氏著《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 ⑩宇都宫清吉：《〈世説新語〉の時代》，第45页。除此以外，站在这一角度分析元康放达风潮的论文还有：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载《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何启民《魏晋思想与谈风》，(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版；丹羽兑子《いわゆる竹林七賢について》，《史林》(京都)50卷4号，1967年等。 (11)森三树三郎：《魏晋时代における人间の發現》，《東洋文化の間题》(大阪)第1号，1949年，后收录入氏著《六朝士大夫の精神》，(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 (12)景蜀慧：《西晋名教之治和放达之风》，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 (13)有关谢鲲的生涯，请参看黄惠贤《谢鲲年表》，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1994年。 (14)关于竹林七贤的详细研究，可以举出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台北，1966年)以及丹羽兑子《いわゆる竹林七賢について》。 (15)阮修的名字不见上述史料，但是根据其“性简任，不修人事，……至酒店，便独酣畅”(《晋书》卷四九《阮修传》)的行为以及与谢鲲交友甚厚等判断(《晋书》卷四九《谢鲲传》)，也可视其为放达名士。 (16)刘宝为治丧服学者事，余嘉锡先生有考，参其《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另外，关于丧服礼，可参看藤川正数《魏晋における喪服禮の研究》，(东京)敬文社1960年版。 (17)田余庆先生注意到了放达人物在出身上的不同，不过主要以“江左八达”为对象，并没有涉及到琅邪王氏。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18)除了行为放荡以外，还应看到元康放达之人其实有着精于老庄玄学、善清谈的一面，如本文中所见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此外如胡毋辅之“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阮修“好易老，善清言”；阮放“(中兴)侍太子，常说老庄”；谢鲲“好老易”(以上均见《晋书》卷四九本传)。老庄的学问与行止的放荡，实际上都可以视作传统礼教的反动。《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说：“风潮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干宝站在儒家的立场对放达之风予以了抨击，但是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以来儒学礼教的衰退和老庄的兴起，正是放达之风产生的背景所在。 (19)关于“浮华”事件及明帝的政策，参看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4页。 (20)张爱波《论“任诞”与中朝名士》(《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一文也论述放达名士在魏晋期间从否定到被承认、被崇尚的过程，认为中朝时期正是处于这个发展的转折点，惜未分析其中原因。 (21)当时人对“达”的理解，可参看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2003年。 (22)《南齐书》卷九《礼志上》云：“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 (23)此点可从九品官人法中的任子制度上窥其端倪。关于任子制度，可参看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二章《魏晋の九品官人之法》之《起家官と鄉品との関係》一节，(京都)同朋舍1956年版。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村圭尔《六朝貴族制研究》第一章《九品官人法における起家》第四节《起家と任子の制》，(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版。 (24)有关西晋时期的太学与国子学，可以参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三章《南朝における流品の發達》；福原启郎《西晋における国子学の創立に関する研究ノ-ト》上下，《環日本研究》4，5号，1998年。后改题收录氏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 (25)参见中村圭尔《六朝貴族制研究》第二章《“士庶区别”小論》，(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版，第111页。 (26)《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羊曼别传》云：“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阳平太守。曼颓纵宏任，饮酒诞节，与陈留阮放等号兖州八达。累迁丹阳尹，为苏峻所害。”“八伯”在此处为“八达”。 (27)(30)川胜义雄：《魏、西晋の貴族層と郷论》，见《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胡宝国：《九品中正制杂考》，《文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页；张旭华：《试论近代九品中正制主导地位的确立》，载《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9)据《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廩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尽管阎缵最终没能就任佐著作郎，但此官在六朝时期是仅次于秘书郎的清官，必用乡品二品之人，由此也可以推测阎缵的乡品当为二品无疑。 (31)吉川忠夫先生曾对当时“通人”做过解释，见其《六朝士大夫の精神生活》，(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第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