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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有刘珍等《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等十余家。范晔《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各家之长编撰而成。 《东观汉记》久佚，今较为完备的辑本是吴庆峥点校的24卷本。此本未设《东夷传》，帝王本纪，诸臣列传中也没有关于高句丽或是关于濊貊的相关记载。谢承、华峤等诸家《后汉书》亦已亡佚。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共收录佚文1900余条，但是与高句丽相关的史料未载一条；八家中七家未设《东夷传》，学界对谢承《后汉书·东夷传》一直颇有疑义。 《隋书·经籍志》载：刘珍等《东观汉记》143卷；谢承《后汉书》130卷；薛莹《后汉记》本100卷，残存65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本97卷，残存17卷；谢沈《后汉书》本122卷，残存85卷；张莹《后汉南记》本55卷，残存45卷；袁山松《后汉书》本100卷，残存95卷。从卷数来看，上述诸家之作部头不小，今辑本中条目占全书比例，恐不及10%。辑本中不见与高句丽相关的内容原因之一可能是这部分资料已经散佚。 辑佚工作资料来源之一是古注。史家作注目的有二，一者标注疑义，二者补充资料。从这个角度分析，诸家注释中未见与高句丽相关的内容，说明当时注释之人所见《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本子与《后汉书》中记载相近，或相同，或者记载内容没有《后汉书》详备，没有必要注释。这也就是说《后汉书》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可能已经是上述诸家内容的综合完备版，此可视为辑本中不见与高句丽相关内容的另一个原因。 范晔编写《后汉书》参考史料除上述各家外，还有袁宏的《后汉纪》，此书今存于世。书中关于高句丽的史料有3条，分别是： 1.（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貢。（卷6） 此条只云朝贡，未提“光武复其王号”之事，与《后汉书·光武帝》记载相同。 2.建光元年（辛酉）春正月，高丽寇玄菟……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是岁宫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议者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前者宫桀恶，光不能讨。今自死，宜遣使者吊问，因责让宫时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诛责，取其后善。”后之，句丽由是服焉。（卷17） 此条史料“春正月，高丽寇玄菟”一事，《三国志》、《后汉书》没有记载，但增加了姚光、蔡讽等人出师之因。“十二月，高句丽围玄菟”记载时间与《后汉书·孝安帝纪》相同，《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写为“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之事与《后汉书·高句骊传》内容大体相同，文辞略有差异。“后之，句丽由是服焉”一句《后汉书·高句骊传》无。姚光上言“发辽东、乐浪三郡兵出击之”中“三”可能是“二”之误。 3.延光元年春，夫余王遣兵助玄菟，使贡献。……秋七月庚申，高句丽王乞降。（卷17） 此条周天游考证：“‘庚申’本作‘庚辰’。七月癸卯朔，无庚辰，据四部丛刊本径改。”此条与《后汉书·孝安帝纪》基本相同，只是《后汉书·孝安帝纪》将时间标为“春二月”。 此3条史料，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与帝王本纪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其记载往往与本纪相同，此点表明《后汉书》帝王本纪中的记载可能直接引自前代史料。 袁宏《后汉纪》关于高句丽的记载仅此3条，而“四夷”中匈奴、乌桓、蛮、鲜卑、羌、西域的记载格外详细，一般都设有专门章节回顾历史沿革。《后汉纪》是袁宏参照刘珍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璠《后汉纪》以及《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等书，并“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经营八年”编修而成。袁宏《后汉纪》中有关高句丽记载的俭省，暗示上述诸家有关高句丽的记录可能也并不丰富。除高句丽的3条史料外，《后汉纪》中还收录夫余史料2条、倭国史料2条，这表明《后汉纪》中高句丽史料的缺乏，不是孤立的现象，袁宏纂写《后汉纪》时整个东夷的史料都不丰沛。前文提及《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辑本中缺少高句丽记载的二点原因，除此之外，第三点原因可能是《东观汉记》及八家《后汉书》关于东夷、高句丽的记载本来就不丰富。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序》中云：“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据范晔所言，《后汉书·东夷列传》史料来源大致是“交聘使节”和“边疆军报”两个环节。 《后汉书·高句骊传》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甚为精确，甚至涉及到某一中下层士兵，如“建光元年”条，记录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舍身救蔡讽的事迹，若没有来自前方的军事汇报，不可能记录如此详细。《后汉书·东夷列传序》所云可能并非虚语。但是，《后汉书·高句骊传》“概述”部分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相近或相同，“时事”部分与《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的众多差异，又表明其史源恐非完全出自第一手资料。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既有直接记录，又有间接记录。直接记录为使节的见闻，投诚者的介绍（如蚕支落大加戴升），武将的奏表（如祭肜、耿夔、冯焕、姚光、蔡讽等人）；间接记录为《史记》、《汉书》、《三国志》、《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中相关记载。《后汉书·高句骊传》依据的范本是《三国志·高句丽传》。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多是对前代史料的“照录”；而《后汉书·高句骊传》中的内容，则渗透了范晔个人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明显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