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专业精神和提升了其专业地位。伴随着“科学史学”的不断推进，体现在近代中国，是自1917年后，史学不只在学术建制上脱离了文学门，且还试图在专业意识上与各自然科学同列；再以着重于细密专题论文的“科学规范”开辟了研究的新局面，并向各国派出优秀留学生，逐渐赢得国外学术界的尊敬，使史学在现代学术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其时专注于精深研究的一个示范和领军学科，这其中虽有特定历史和文化原因，但不应忽略那一代学人为形塑史学的专业地位而付出的高瞻远瞩、坚韧不拔的努力。 【关 键 词】科学史学/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学专业地位 【作者简介】胡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世纪中叶在欧陆兴起的“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与那个时代以实验室革命(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相呼应，宗旨是希望通过严格审核史料以尽可能复原历史真相。这一进程的始创者，就是后来被称为“科学史学”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尽管他只偶然谈及“科学史学”(Historik)的概念，但其对原始史料的强调，以及自1833年起在柏林大学创办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极力推动史学在德国高校成为独立于宗教和哲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并使之拥有了犹如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学术尊严和声誉。① 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中国虽拥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但就史学专业地位而言，却并不能让国人稍感心安。长期游学于日本和欧美的陈寅恪，曾评论有清一代经学虽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原因之一是史学研究的非专业化，即其时研治史学之人多为返回故里的退休官员，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寅恪说：“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②虽则，道咸以降，受国势衰败和纷至沓来的西学影响，风气趋新，学校林立，但史学专业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不足称道。1926年前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柳诒徵，谈及眼前的学术发展，还抱怨道：“历史一科，人多忽之。裨贩欧风，几亡国性。”③再按照《新史学九十年》作者许冠三的说法，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之后，新史学发展的主流不断“科学化”。新史学各派——不论是史料派，抑或史观派；不论偏重实证，抑或强调理论，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为职志，与时而变的只不过是其内容和准则。④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史学”的这一高歌猛进，在那个时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如何形塑了史学专业精神和怎样提升了其专业地位就历史实际发展来看，至少到1930年代中期，史学已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脱颖而出，光彩照人。作为证据，是此时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设立的包括气象、物理、地质以及社会学等十个研究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人员最多，⑤有所谓“天下第一所”之戏称。再至1948年中研院评出的81名院士中，史学的院士人数最多，占到9位。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则分别是考古与人类学5位、哲学4位、语言学2位、经济学1位。⑥这些骄人的数字，或可印证顾颉刚1945年对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评述：“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门。”⑦ 与本文问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篇(部)：一是罗志田的《清末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⑧另一是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⑨。总体而言，罗志田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内在理路，关注了新、旧史学的升降沉浮；刘龙心则从机构设置和学术制度层面，关注如学生招收、课程安排、教师评聘，乃至学术奖项和基金颁授等诸多现代演化。不过，我们或可从现代学科地位确立的角度再做一点讨论：就纵的方面来看，与传统经学剥离之后，在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有哪些重要发展；就横的方面而言，与其他相邻学科，如国文、哲学，以及与差不多同时从西方(日本)引入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相比，史学做出了哪些值得称道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