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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重细密专题论文及不同研究领域的开拓 傅斯年强调“史学”是“史料学”，希望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常被误认为是“史料学派”最坚定的鼓吹者。罗志田最近指出，这只是其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希望增进新知识，促成学科之进展，是傅斯年史学的主要目的”。在罗志田看来，实际上傅斯年还有“疏通知远”的学术追求。(26)不过，“证与疏”作为一个学科的具体治学方法，大概仅相对于主要工作为文本及文献研究的史学，如果要想“促成学科之进展”，把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傅斯年在“证与疏”的基础之上，还应执意于那些能够与自然科学共通、或共同的学术准则。因为对生物学、地质学来说，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作为自然科学又有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基本规范。傅斯年就此似也有明确的提及。1940年7月8日，傅斯年致函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朱家骅，谈及该会资助哲学一科之事，提醒他：“但请注意一事，贵会补助各科，皆应以成一种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者为限，否则一阵紊乱耳。今日国内之哲学，要以有基础者为绝少，胡言乱道而自命为哲学者绝多。”(27) 傅斯年所用“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的概念，虽可译成现代汉语的“科学规范”(或“科学纪律”)，以及英文的“scientific discipline”，但在德文中则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最早，这一概念是指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神学、修辞、逻辑、数学、天文、音乐等七个博雅学科(Liberal Arts)，在不同“规范”(Desziplin)之间进行的区隔。近代以来的学科“规范”，大概首先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1798年，康德撰写《系科冲突》一文，针对当时大学开设的神学、法学、医学及哲学四科，指出前三科从实用出发，培养政府的工具，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太多的自由思考，故受如《圣经》、基督教传统、民政法典和行医律令等理性他律(rationally heteronomous)的引导。后者，是从事精神和文化事业，培养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和思想家，不能有强制性的外部干预，而只能听从普遍原则的道德律令，即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由理性(guided by free rational inquiry)的引导。(28)这就提出了不同于其他三科的“科学规范”。再到了1809—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这一理念又被确定为学科设置必须最大限度认同纯学术的观念，使其成员成为专心致志地寻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学者(scholars)。1826年在该大学任教的兰克，其研究志向及开设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不理会当时的争论，坚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科学史学”，说到底不过是康德及洪堡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者(as practitioner)。(29) 经过19世纪中叶之后的“实验室革命”，“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已集中体现为其时德国教授埋头实验室时心无旁骛和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曾在德国长期游学的傅斯年，矢志于“致中国历史学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30)1930年傅斯年致函刚被聘为李方桂助理的杨成志，称史语所现在完全是实事求是，不求速效、不假借、不务外，不学一哄之市的机关。一切有秩序的工作均努力进行，一切无秩序的工作均逐一停止。虽则，杨成志曾在傅斯年回国后开创的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傅斯年告诫他断断不可自满，说：“第一要义是免去宣传及Journalism之烂调，第二是承受李先生学方言等细密的方法，第三则随时扩充自己工作的工具，而一切观察工作尤要细心。”(31)重要的是，这种执着于发现真理、从事创造性学问的“科学规范”，作为治学取向，还体现为学术出版过程中拒绝空洞无当、大而化之的通论。1942年5月，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信函中，傅斯年对一位学者申报的《中国宰相制度》，认为时间跨度纵横两千年，研究者不可能对问题中的各时代之细点进行缜密研究，即使出成果，只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精练之史家决不敢为之”。(32) 与之相应，这种细密研究成果，自然更为看重专题论文的发表。毕竟，在令“科学史学”神往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如牛顿、法拉第乃至爱因斯坦等一系列向同行发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均是专题论文或研究报告，而非宏观式的通论和概述。同样，被认为中国物理学最早的一项重要研究，是时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于1930年在英国《自然》(Nature)周刊上刊发的《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的专题论文，而非同一时期刊行的《无线电学》(1929)、《普通物理学》(1933)等通论式著述。再就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以此作为研究成果的评价尺度。曾任俄国圣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学教授，1924年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比较欧洲与美国就社会学研究方面不同的一篇文章，1930年被译成中文。该文称：欧洲社会学，较多的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长时间进行思考的专题研究；美国社会学则主要是教材和通论式著述。尽管美国每年有几千种出版品，备有图表、分析、个案研究，相关系数、以及各种形式的经验材料，但在这种研究中很难找出真正富有思想的研究。欧洲那种“精巧而合逻辑及认识的分析，能清晰明达事实的研究，至有广大的眼光、坚固的基础，及适切的归纳，乃为例外”。(33)如果由此做一个并不十分贴切，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那就是其时史学有点像欧洲学者，领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细密研究的典范。齐思和说得非常清楚：“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究具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34) 顺着齐思和的这一思路，关于“学术杂志”的话题，似还可在形塑学科专业地位意义上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毕竟，当时其他学科的学术杂志，或由学会，或由大学创办、主办，鲜由研究者个人自费主持；史学除这些刊物之外，还有不同学派、不同研究者个人自费创办、主办的专业学术杂志。因为那个时代的史学推崇专题研究论文。作为自费主办的学术杂志，是陶希圣主持的《食货半月刊》(以下简称《食货》)。1928—1930年间，在江湾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系讲述中国文化史的陶希圣，因不满研究中国历史的饱学之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曾积极参与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当时，陶希圣经济拮据，讲课收入很少，每月不过四十元，主要靠投稿到定期刊物以获稿费。陶希圣承认：“在卖稿为生的情景中，没有多少善本书到手，我使用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重新搜辑社会史资料。这套书是二十四史最低劣的版本，我在每本书上，涂抹甚至剪裁，来供我的参考之用。”(35)不过，1931年以后，陶希圣被聘为北大法学政治系教授，工作和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36)1934年11月，衣食无虞的陶希圣期望为“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根基”，自费创办《食货》的宗旨，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7) 此外，起初是自费创办、后期得到资助或补贴的专业学术杂志，还有朱谦之等人于1932年秋季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的《现代史学》月刊，以及顾颉刚等人于1934年3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禹贡》。前者认为，作为史学中心的北平老到好比一座“死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则最富有活力，故注意历史的现代性、现代治史方法的应用和唯物史观。1933年5月，该刊推出以中山大学师生为基本作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声称将被视为未来中国史学史新旧分期的界线。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底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现在‘古墓底门’终算被我们这一班急进的先锋门一脚踢破了，此后他们若再不睁睁眼看世界，恐怕连‘金字塔’里都不能容他们久居呵!”(38)后者，则是顾颉刚在北大、燕大、辅仁大学讲授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基础上，以这些学生为基本作者，试图推进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颉刚撰写的《创刊词》中，也多少流露出对作为主流史学的史语所治学取向的不满，说：“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上，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叫唯心史观，唯物史观!”(39) 不同学派的形成，以及不同治学取向的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有力拓展了其时史学研究的领域。这就有点像1929年，当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et sociale，以下简称《年鉴》)时，居于法国史坛主流的专业历史期刊，是1876年创刊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1900年创刊的《综合史学评论》(Revue de synthèse)。同当时占据中国史学主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样，这两份期刊深受兰克的影响，主张史料即是史学，并以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经济等问题，他们即使不是完全忽视，也是将之置于次要地位。《年鉴》的编辑和发行，在法国学术边缘的斯特拉斯堡，而非学术中心的巴黎，最终却成为一个时代法国史学的世界性象征。用一位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的话说，与主流学术的辩论和争斗(debates et combats)，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金色传奇”(golden legend)。(40)同样，作为当时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禹贡》、《食货》、《现代史学》，由主办者个人出资创办。这些刊物在编辑方针上，不同于主要刊载文献整理、史籍考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选题相对丰富、包容，也更具探索性和扩展性。1936年4月，在《禹贡》出版三周年之际，顾颉刚写道：“我们这个团体虽今只有短短的历史，然而各方面的人才已渐渐合拢起来了：起先只是数十个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专研旧籍，现在呢，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我们这里来了。”(41)至于《食货》，到1937年7月停刊时已出版了61期，刊登了300余篇大小论文，内容包括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和具体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虽则，对于陶希圣，心高气傲的傅斯年没有多少褒词，但对于《食货》的停刊，嗟叹道：“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尤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此时散伙，颇有可惜之处(此两人外，尚有多人不错者)，此实社会上一种损失。”(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