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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代四川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区，食盐成为国家财利之源，一直是王朝权力展现和垄断的异宠。同时食盐又是当地百姓生活必需，为民间利益所诉求。在四川官民之间，针对食盐的博弈有多重表达，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主要是盐神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博弈代表了双方盐权纷争的冲突与妥协，最终通过博弈实现了地区盐权分配秩序的均衡。 【关 键 词】宋代/四川/盐神信仰/官民/博弈 【作者简介】裴一璞(1982—)，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宋史及盐业史研究。 通过地方信仰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为学界所重视，相继产生了诸如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武雅士“民间象征分析”、杨庆堃“宗教功能”、王斯福“宗教隐喻”等研究范式①。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通过地方信仰的功能来分析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地方资源社会中，通过引入民间信仰来解析资源背后所折射的社会互动关系以及相关秩序的构建与维持，也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视角选择。宋代四川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区，所谓“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1]4472，因盐利税入丰厚，“川峡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2]3827。为控制财利之源，官方在信仰塑造中塑造出诸多官方盐神作为食盐发现者或权威符号，意图在意识形态中强化食盐垄断的合理性。而食盐作为“食用之品，无论贫富在所必需，人人皆当食盐”[3]卷一，也成为民间利益诉求的重要内容，由此民间自造一批平民盐神用以证明平民同样拥有盐权的合理性。围绕盐神的塑造，四川官民在意识形态展开了博弈，对当地盐权分配秩序的均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对此较为忽视，故为本文试予探讨②。 一四川官方盐权控制下的信仰垄断 宋代四川施行食盐官营政策，“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官府掌握当地盐权分配权，民间仅在官府允许下有条件(需交纳盐课)地分得少量盐权。在四川官方盐权的垄断下，形成“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1]4472的盐权分配格局。这种盐权分配秩序完全是官府主导的产物，官方在利用权力加强垄断的外在表现下，另需在意识形态通过盐神的塑造完成盐权垄断的舆论合理性建构。 (一)帝王将相为原型的盐神塑造 杜赞奇认为，中国许多宗教信仰的源泉主要源于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神位如同官位，只是由那些已故去的文臣武将充任而已”[4]124。宋代四川官方在塑造盐神时，即通过代表自身利益化身的前朝或本朝帝王将相为原型，将其创造成当地食盐的发现者③。 宋代官方盐神塑造的首选往往是政府控制的产盐重区。官方通过对其盐神的塑造，造成自身占有的事实合理化，民间再进行盐权争夺就丧失了理论依据，而官方则由此造成在当地盐权分配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并实现对食盐的垄断。 如云安军(治今重庆云阳县)，宋代以盛产“伞子盐”而闻名，西汉大将樊哙被塑为当地盐神。据传，汉高祖刘邦由将军樊哙陪同，从东乡(今四川宣汉县东北)入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西南)募兵招贤，哙在云安射猎，见一白兔，跟踪发现卤水，高祖即令当地隐士扶嘉开掘汲卤煮盐[5]309。樊哙借由云安食盐发现始祖的身份而被祀奉；隐士扶嘉则因开井采盐，后官至廷尉，也被塑为盐神。此外，扶氏还预言了当地盐脉，“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赐姓扶氏，为廷尉，食邑朐□县，嘉临终有言曰：‘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6]5281，因扶氏“既神悟前知，能晓地理，脉水泉”，死后“盐井溢焉，故盐监人相传嘉为井神”[7]卷二十四。徽宗崇宁三年(1104)，朝廷为扶氏神庙赐额“丰利”，政和六年(1116)再封为“昭利侯”[8]礼20之146，后又加封为“昭利广济王”[9]246。而樊、扶二人的共主汉高祖，也因“开井利民”，同升为盐神[9]64。 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盐井，在“监、凃二溪，一郡所仰”，汉代荆州刺史杨震被塑为盐神。杨震，字伯起，人称“关西夫子”，“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凃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10]卷十九。杨氏因发现盐泉而被祀为盐神。 绍庆府彭水县(今重庆彭水县)伏牛山“左右有盐井”，官府在“盐泉有左、右监官收其课”[11]1055。盐神为东汉大将马援，“昔马援讨平武陵蛮，驻师于伏牛山下，山之左右有盐井四区，莫知所创始，故老相传，自唐宋以来设盐课司，以征井之课税”，后“吏以故事请祀于井”[12]528。因马援“征五溪蛮，常驻师于此”，被祀为当地盐神[12]42。 由此可见，官方对蜀中盐神的塑造是通过以帝王将相为原型的事迹附会来实现。虽然这些神祇与产盐区的关系是否成立尚待商榷，但他们无一不是作为官方代表而出现的，并以此体现出官府对当地盐权支配的权威性。 (二)帝国象征为符号的盐神塑造 在宋代四川盐区，官方为规避赤裸裸的利益表白，还采取了另一类策略化的方法，即将帝国象征的符号塑为盐神，以隐喻食盐占有的合理性，这主要通过龙和道教首领人物来表现。 “龙”在宋代是帝国的象征，它处于一个由国家承认的权威体系当中，代表着帝国利益的在场。盐卤与水有关，而水在传说中又归龙管，如此官方便顺利地将盐神与龙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体现自身利益的隐喻。官方通过营造“龙”在四川盐区的出现，使得“自然的卤水经历了文化化的过程，这表明帝国的进入对当地来说意味着一套隐喻帝国等级秩序的象征符号的进入”[13]252。官方通过将龙与自身的权力等同起来，以此完成对当地盐权垄断的“合法化”程序。 如云安盐场除祀扶嘉等官员为盐神，又以龙的显现来加强官方垄断。据称：“汉扶嘉生一女，一日游于溪畔，恍惚有娠，年余产一物，无手足耳目，嘉怒，劈为九段，投之溪中，须臾化为九龙。”[9]246在这里，扶嘉因九龙的启示寻找到云安盐水的位置，其女“依其嘱掘井至九口”[5]309，可以说九龙正是云安盐场九井的隐喻。因此，九龙也一并得到祭祀，宋代“又锡九龙以王号，今为九井之神”[9]246。 大宁监(治今重庆巫溪县)是宋代川东最著名的产盐区，“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垂瀑”[14]300，成为官方符号介入的重点区域。五代时，大宁便被渲染为“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鬛光明”[15]168，宋代仍然加以崇祀。太宗淳化间在盐泉出口嵌以铁龙头，龙口下有池，曰“龙池”，旁塑“龙君庙”，庙内奉祀三位龙神[16]204。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龙神一并封王，分别称“普济”王、“善利”王、“广惠”王，号“涌盐源盐井三神祠”；徽宗政和五年(1115)，又御赐庙额“宝源”[8]礼20之126。 达州(治今四川达州市)因盐被誉为“在诸郡为最优”[11]1041，其产盐重区通明县(今四川万源县东南)宣汉井场祀奉“盐井龙王”，官方在此建“宣汉盐井龙王祠”，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赐庙额“惠济”，孝宗乾道二年(1166)加封为“显应侯”[8]礼20之81。 长宁军(治今四川珙县东)为川西最著名的盐产地，境有淯井，“其井不凿而自成”，成为官方掌控的著名大井。官方以淯井盐泉有雌雄二水，虚构有雌雄二龙护佑，于监中奉祀“雌雄龙君”为盐神，“取雌雄之义”[6]5021，5025。 宋代官方盐神的塑造，除“龙”符号外，道教的象征亦与之同。如索安士(A.K.Seidel)所言：“自汉末道教产生伊始，帝国权威的神化与象征便是其核心，鬼神与世俗官府平行，实则统一在同一个结构中。”[17]48帝国凭借道教为喉舌获得“君权神授”的舆论，反过来道教获得官方的授权肯定，道教首领人物受到帝国敕封，本身就隐含了帝国权力的渗透。受到敕封的道教人物(如张道陵被封为“天师”等)，同样代表了帝国的利益，他们的活动同样具有官方权力在场的暗示。官方将敕封的道教首领人物塑为盐神，更隐喻地体现官方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因道教在民间的信仰基础更广，更能为官方起到政策宣传和民心教化(宣传并承认食盐官有)的作用。 如隆州(治今四川仁寿县)境有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丈，益部产盐甚多，此井最大”[6]4473。陵井的开凿相传与道教始祖张道陵有关。“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名陵井”，因张道陵“开凿盐井，人得其利，故为立祠”，被官方祀为盐神。为强调道教的神异色彩，以突出帝国的权威象征，张氏开井被渲染为：“天师以后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天师平西蜀，妖鬼不复为人害。永寿中，老君下降，涌出玉局为天师重演正一明威之旨，过阳山见白气属天，指其下有盐泉。”陵井开凿后，朝廷专置陵井监管理。神宗时，郡守文同“奏易州名以避真人(道陵)之讳”，又改为仙井监，无不体现官方之色彩[6]44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