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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易法研究在研究理路和思维模式上有所转变。梁庚尧先生在写《市易法述》中体会到，大陆老一代学者过多关注市易法“裁抑兼并”等社会政策属性，而较少关注市易法在国家财政方面的措置与努力。故其研究进一步转向梁启超在《王荆公》书中对市易法所做的基本设定或判断，包括市易法的缘起、国家专卖与国家财政诸层面。这种思考模式被视为“一种有关王安石与新法研究的新解释传统逐渐在形成，或许也可以说一个旧的解释传统的复兴”(参见梁庚尧2007年10月《〈市易法述〉的写作过程》演讲稿)。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载《大陆杂志》，第85卷1期，1992年；[日]熊本崇：《北宋神宗期の国家财政と市易法——煕宁8·9年を中心に》，载《文化》，东北大学文学会，1982年；[日]宫泽知之：《宋代的城市商业与国家——市易法新考》，载《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梁庚尧：《市易法述》，收入《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版；李晓：《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这些论著在考察市易运作基础上，大多关注法度背后国家财政、都市商业、借贷资本、政府购买、军事财政等重要课题。 ②当时反对者对王安石“泉府经制之术”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假先王遗迹，志在聚敛；其二，复制王莽法，用先王之言以欺世；其三，名托《周礼》之制，实效管桑之术。参见范纯仁：《上神宗乞罢均输》、《上神宗论刘琦等责降》，载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5、1190页；李常：《上神宗论青苗》之一、二，同上书卷110、卷113，第1203、1227页；陈襄：《上神宗论青苗》，同上书卷114，第1247页；文彦博：《上神宗论市易》，同上书卷116，第1273页。 ③关于王安石政治改革中的“学术本位”与“学术立场”，史籍中皆可考见。如熙宁元年，王安石越次入对时云云，参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9，北京图书馆影出版社印《委宛别藏》本，2003年；同书同卷王安石论天下事云云；熙宁四年五月，神宗与王安石论租庸调法与田制问题云云，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四年五月癸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19页；另参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6，《礼乐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2～706页。 ④文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将王安石提出的经学概念、理论回归于原初的解释情境，或者说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解读王安石的经义阐释。 ⑤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09，吕诲《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注引，第1182页。 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 ⑦参见本文注②，另参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19页；范镇：《上神宗论新法》，《宋朝诸臣奏议》卷111，第1207页；孙觉：《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4页；欧阳修：《上神宗论青苗》，《宋朝诸臣奏议》卷114，第1248页等。 ⑧参见：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宋朝诸臣奏议》卷111。 ⑨王安石云：“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另参吕公著：《上神宗乞罢提举常平仓官吏》，《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16页。 ⑩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 (11)参见：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0页。 (12)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第5827页。 (13)同上条，第5828页。 (1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二月己未条，第6129页。 (15)神宗云：“朝廷设市易法，本要平准百货，盖周官泉府之政。”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甲申条，第7892页。 (16)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第440页。 (17)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第440页。 (18)保甲法在财政方面实现了两项“封桩”，一为保甲替代正兵而实现的“禁军阙额封桩”，二为保甲民职所省却的原耆户长、壮丁、坊正等支酬(雇直)。这些数额庞大的封桩财物后来大量支与府界及诸路提举保甲司，充保甲教阅、赏赐等费用。绍圣初章惇云：“元丰中，始遣使遍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阅，艺精者厚赏，或擢以差使、军将名目，而一时赏赉率取诸封桩、耆长，或禁军阙额，未尝费户部一钱。”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之3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19)参见宫泽知之：《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收入刘俊文主编，张北译：《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0)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0，《乞制置三司条例》，第745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王安石议论文字，多以“义理”、“理”之所在为说，由于数量过大，在此不一一例举。 (22)王安石云：“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自注：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公立书》，第773页。 (23)熙宁初，王安石云：“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6。 (24)按：市官即管理市场、征收市赋及敛藏之官员。 (25)《周礼》大宰职“以八法治官府”，其三曰“官联”，郑注云：“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 (26)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2，《答韩求仁书》，第764页。 (27)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第582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28)参见郑侠：《西塘集》卷1“市例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文献通考》引郑侠奏议文字略有异同，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7页。 (29)笔按：宋代史料一般会出现三种说法“市例钱”、“市利钱”、“事例钱”，三者关系需要厘清。官方正式条文中一般称“市例钱”，亦作“市利钱”。郑侠奏议中用“事例钱”称“市例钱”，则以“市例钱”之所用而言，门局所收市例钱用于专栏食钱，故将“市例钱”称作“事例钱”。郑侠又解释：“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参见郑侠：《西塘集》卷1“市例钱”。 (30)参见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收入《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1)郑侠奏议云：“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又别以“事例钱”称之，非常明确体现了市例钱的“专款专用”性质。 (32)在法理上，税与费有严格的区分，大致有三个标准：1.看征收主体；2.看是否具有无偿性；3.看是否专款专用。以此判之，则市例钱显然是“费”而非“税”。故学者若以附加税称市例钱，是未能明晰税与费的区别。古人自然不会明晰区分税、费概念，但学者若以未经辨析的现代概念(如附加税)名之，则显轻易。 (33)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条，第6147页。 (3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二月己未条，第6129页。 (35)这与当前国家通过专项税费征收来抑制投资过热产业(如房地产)、去泡沫化以及抑制贫富差距原理相同，都是在征取与分配环节做文章。古人自然不能了解其中的国家经济调控原理，但现代学者在研判过程中，则要有明确的意识，不便随古人云而云。 (36)本段涉及泉府与市易两种制度间的比照与对读，对于这种对读的可能与意义需略作说明：1.王安石明言市易法继承泉府，而泉府又以官方收购和借贷为运作之枢纽，故有必要考察泉府之核心运作机制以及市易对此的继承与拓展，否则无从了解王安石秉承的泉府法意。2.《周礼》经与熙宁新法之间的参照因王安石的经术与实践成为可能，故参照、对读的展开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为王安石所述所言，即经术与立法之间的解释言论。而言论所未及或未全处，则必待观其制度与施设的展开，此即第二点，以立法实践为线索。故笔者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知王安石“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之意。熙宁七年二月，面对众非议，王安石激动而言：“市易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癸丑条，第6119页。 (37)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15。 (38)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第5623页。 (39)关于牙人的市场角色及其经济职能，参见斯波义信著，庄景辉译：《宋代商业史研究》第五章“商业组织的发达”，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 (40)按：对于市场而言，充分的流动性是其活跃的保证，而流动性除了依赖货币供给之外，还需要充裕的空间和及时的交易信息，这是纯粹自由市场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提供仓储、物流和经济信息对接。因此，这样的政府行为可以说是以商业活动的形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与秩序的服务，而不能简单地看做“与民争利”。 (41)孙诒让注云：“凡赊，从官买物，而约期以付贾，不得过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贷则从官借物，而约期以偿物，得过旬日、三月而有息。”参见：《周礼正义》卷28，“地官·泉府”，第1097页。 (42)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 (43)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乙亥条，第6155页。 (4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己卯条，第7196页。 (45)元丰二年十九日戊午，诏将京师抵当借贷法行之诸路，再减其息钱：“应置市易务处赊请钱，并依在京市易务法，听以金银物帛抵当，收息毋过一分二厘。”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27。 (46)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6。 (47)参见王昭禹：《周礼详解》卷14，“泉府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元敏以为：“考其说略合郑玄注……意其即述王安石之说。”参见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新义》，第212页。 (48)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3。 (49)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3。 (50)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12，孙觉《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第1225页。 (51)韩琦的反驳更为详细，但因多关青苗息钱细节，故不作深论。详见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1页。 (52)韩琦云：“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间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也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同上。 (53)参见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及其附表1“宋代高利贷发展利率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54)限于篇幅，本文未引入泉府以外的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同货、敛散、平准、借贷等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待别文专述。 【参考文献】 [1]司马光.温公日录[A].顾宏义、李文.宋代日记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2]宫泽知之.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A].刘俊文主编、张北译.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新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郑侠.西塘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A].宋史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斯波义信著.庄景辉译.宋代商业史研究[M].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9]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王昭禹.周礼详解[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88，(3).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