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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1936年相识以来，在四十五年的师生关系中，杨翼骧一直与老师郑天挺保持密切的关系。杨翼骧四年大学，郑天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后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史学系工作期间，杨翼骧是郑天挺的得力助手。1953年，郑天挺将杨翼骧调入南开大学，决定了杨翼骧随后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也奠定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基础。他们的学缘与交谊，也给我们后人以教益。 关 键 词：郑天挺/杨翼骧/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学术交谊 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杨翼骧(1918—2003)是郑天挺(1899—1981)的学生，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对中国古代史造诣颇深，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杨翼骧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两位先生自1936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在杨翼骧人生几个关键时刻，作为老师，郑天挺都给予扶持与帮助，因此也奠定和延续了他们四十五年的学缘与交谊。时至今日，郑天挺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杨翼骧也已作古十余年，当我们检视他们的人生轨迹，重温他们的情谊，不仅令人心生敬意，也会给我们这些后人以教益。 一、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的师生之缘 杨翼骧，字子昂，1918年生于山东金乡县。1936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同学有王玉哲(1913—2005)、金灿然(1913—1972)等。当时胡适(1891—1962)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姚从吾(1894—1970)为史学系主任，郑天挺任北大秘书长兼国文系副教授。郑天挺为历史系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翼骧晚年回忆说：“在一年级必修的课程中，魏晋南北朝史是由郑先生讲授的，从此开始认识了郑先生。”①这乃是他们结缘之始。郑天挺在多年后，还一直保留学生们的试卷，当然也包括杨翼骧的试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旋即侵占北平、天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北大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在设法使北平的北大学生都离开后，才于1937年11月离开北平，南下长沙。12月，在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由中文系转至历史系，任教授，讲授隋唐史。抗战爆发时杨翼骧正在家过暑假，九月接到通知赴长沙报到，但因家境贫寒，生活困难，无路费前往长沙，只得闲赋在家。1938年初，日军侵占山东，杨翼骧只身经徐州、武汉、抵长沙。但长沙临时大学已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路途艰辛，杨翼骧尽管贫病交加，但坚持往昆明进发。一直到1939年9月，才在好友的帮助下，经河内，到达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二年级读书。备尝艰辛，终于实现了复学的意愿。②“在二年级的必修课中，有隋唐五代史由郑先生讲授。”③可见，杨翼骧复学之后就选修了郑天挺的隋唐五代史。 不久，郑天挺之授课也开始转向明清史。《自传》曰：“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④开设的明清史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五十自述》说：“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⑤杨翼骧也是这些听课学生中的一员，他说：“我在三年级时选修了郑先生讲授的清史研究，主要讲清廷入关前后的历史。此课不考试，学生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从而使我们多看了一些参考书，训练了研究能力。”⑥可见，当时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练习写论文，以提高写作与研究能力。 1940年，杨翼骧草成《晋代之史学》一文，受到姚从吾的鼓励，从此开始涉足中国史学史研究，并立下毕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志愿。同时，他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也颇有兴趣。乃是他一年级时，听郑天挺的课而引发的兴趣，他说：“我在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时，花的时间比较多，与这时听先生的课有关。”郑天挺当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但始终没有放弃教学与研究工作。1942年在郑天挺指导下，杨翼骧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论曹操平定中原》，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可见，在杨翼骧大学的学习中，四个年级中每个年级都与郑天挺有过密切接触，前三个年级分别上过郑天挺的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清史研究，对于郑天挺的授课，杨翼骧说：“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时常发挥他自己的见解，能引人入胜，我当时很感兴趣。”⑦最后一年，跟随郑天挺写毕业论文，从而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可见，在杨翼骧大学期间，郑天挺与姚从吾乃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经姚从吾推荐，杨翼骧前往中央图书馆工作。一年以后，1943年下半年，被调回西南联大历史系，任助教。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职员工不多，也没有专职的行政事务人员，年轻的助教就兼管一切行政事务。杨翼骧在处理完日常行政杂事之余，始终坚持学术研究，1944年，草成《陈寿年谱考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筹划复员，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由郑天挺任主席。10月初，郑天挺回北平接收伪北大。11月，成立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郑天挺主持工作。19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自复员。9月，杨翼骧随北京大学回北平，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时原来历史系主任姚从吾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尽管郑天挺当时是北大秘书长，但系主任仍由郑天挺兼任。 1946年至1948年，萧一山(1902—1978)任北平行辕秘书长，在李宗仁(1891—1969)的授意下，萧一山在北平创办了一份对开大报《经世日报》。由李宗仁担任报社董事长，萧一山任报社社长。《经世日报》开设了三个周刊，皆由当时著名的学者主编。分别是《禹贡周刊》，由顾颉刚(1893—1980)主编；《文艺周刊》由杨振声(1890—1956)主编；《读书周刊》则由郑天挺主编。诚如前面提及，郑天挺当时任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校务、教学与研究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时间顾及《读书周刊》的主编事务，于是他将此事委托给两位年轻学者：一位是周祖谟(1914—1995)，当时周祖谟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文科研究所秘书、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位就是杨翼骧，杨翼骧当时仍是北大历史系助教。 杨翼骧对郑天挺交代的任何事情都很尽心负责，对于《读书周刊》的编辑更是尽心尽力。当时抗战刚结束，内战又起，稿源稀缺，当实在找不到文章时，杨翼骧就自己给《读书周刊》写稿。先后给《读书周刊》写过四篇文章。1947年10月1日，在第59期上，刊出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详细探讨了司马迁对材料之全力搜集，实地考察、亲身访问，最后历经艰辛完成《史记》。1947年12月17日在第70期上发表《班固的史才》，则讨论了班固的史学成就，并就郑樵之诋毁与章学诚之申辩，皆加以讨论，力求给班固史学成就以公正的评价。1948年1月7日和14日出版的第73、74期上，连载了《三国时代的史学》，则对三国史官的设置、官修国史的经过、史家与史书之述略，最后给予了评论。1948年2月11日在78期上，刊出《读史笔记—西园八校尉》，则考证了东汉灵帝时西园八校尉的姓名与官衔。⑧前三篇都是杨翼骧多年思考与研究中国史学史重要问题的力作，至今依然很有价值。为了完成《读书周刊》的编辑任务，杨翼骧并没有考虑要将这些重要文章发表在当时有名的刊物上去，而是在这样一个刚刚创办不久的报纸周刊上发表，以求尽可能地将郑天挺交付的这个周刊办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5月，北平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被任命为北大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9月，杨翼骧由助教升为讲员，讲员乃北大当时介于助教与讲师之间的一个职称。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杨翼骧找到郑天挺说：汪篯(1916—1966)也还是助教，我都评为讲员了，他也应该被评上。汪篯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随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员，1947年6月到北大历史系工作。资历与学历都比杨翼骧高，所以他直接向郑天挺为汪篯鸣不平，也从中可见他与郑天挺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1950年，汪篯就直接从助教提升为讲师，职称比杨翼骧还高一级。⑨这件事体现了杨翼骧的高风亮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