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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翼骧与郑天挺之学术交谊(6)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 孙卫国 参加讨论

    在杨翼骧外出讲课前后,亦应邀给本系的学生与青年教师,介绍读书与研究的方法。1961年10月,给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作了“如何读书”的报告,“讲了三个主要问题,即读书的门径、如何积累资料和练好基本功。”在谈到读书门径时,“重点介绍了目录学的知识,并指出它对帮助读书方面的重要性”。对如何积累资料,说有目的记卡片是个方法,“有两种情况是必要抄的,第一,平时不易见到的大部头的书,把其中对自己有用的片断抄下来;第二为了研究问题或写作论文(如作毕业论文或学年论文)而要广泛搜集的材料。”同时强调读书札记的重要性,“在读书中的点滴心得体会、疑问、论断,都要随手记下来,每隔一段时期加以整理、编排、归纳,这是深入学习研究学问十分宝贵的资料。”并强调要精读经典著作、近代名著,“所谓精读,就是读通、读熟、读透,做到能字字不遗漏,句句不含糊,并能前后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鼓励学生们“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学好功课”(22)。
    1962年4月,杨翼骧又给南开历史系青年教师作了一场有关治学方法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的几种知识。”这就是中国通史的知识,目录学知识,史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知识,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然后,“必须掌握原始资料,也就是第一手资料。搞原始资料就是‘刨老根’,不搞它,就无法研究,也就谈不上研究。”“第二、博与专的问题。‘专’是研究的中心……博是为专服务的,要在博中求专。所以读书要有精读、有博览。精读的书不一定多,但要逐字逐句的读,悉心读,反复读,才能扎实。第三、读书时要抄录和札记。抄录,如写卡片以积累材料。札记则是随时记下自己读书中发现的问题和心得,否则有些感受就会流逝无踪,事后难以捕捉。”(23)可见,当时无论校内外,对杨翼骧都非常重视。杨翼骧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受到大家的关注。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翼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1957年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4期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1961年在《天津日报》发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196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裴松之与范晔》,1963年在《历史教学》发表《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和《刘知幾与〈史通〉》,1964年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南北朝史学编年》。(24)这个时期是杨翼骧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发表。这些论文乃是他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至今依然颇有学术价值。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杨翼骧还会有一系列的论著面世,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成就还会更为丰硕。
    四、《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编撰
    “文革”结束后,各项工作走向正轨,杨翼骧的学术生涯也迎来新的春天。1979年11月,在天津召开《中国历史大辞典》首次工作会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决定由郑天挺任总主编,下设各分册主编。郑天挺对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早有此心。在1978年11月天津的会议上,郑天挺发言说:编纂历史辞典是他五十年来的想法,“本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写‘清史释词’,先从清史语解入手,就是历史辞典的雏形、准备。”(25)并对编选词条的原则、办法、内容给予了详细的说明。事实上,早在1958年,他就倡导编纂历史辞典,当时还动员了南开历史系部分师生进行了尝试。(26)《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又先后于1980年8月在太原、1981年5月在上海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商讨辞典的体例、词目、责任编委以及稿源问题。最终决定:“全书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上、下)和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史学史、科技史,共十四卷。各卷聘请主编和编辑委员会,依据统一的体例,分头进行编纂,分别付印。”(26)各分册主编皆由本专业内著名的专家担任,《史学史卷》由吴泽(1913—2005)与杨翼骧共同负责,杨翼骧负责古代史学史部分,吴先生负责近现代史学史部分。在晚年的学术活动中,杨翼骧再一次与郑天挺合作。
    1981年12月,郑天挺因病逝世,《中国历史大辞典》在紧张编纂之中,未及完成。后来杨翼骧多次给学生讲治学与做人的道理时,皆推崇郑天挺,曾说:“郑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宽厚,提携下属,帮助同事,呵护学生,不争名利,接济别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好事大都做过。1979年中国史学会选举时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品德好是会得到人们尊敬的。”(28)在郑天挺诞辰百年之际,杨翼骧撰文《怀念郑天挺师》说:“先生一生为人忠厚,谦虚谨慎,治学勤奋,成就卓越,培养了很多明清史专家和人才,对学术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为一代宗师。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开始认识郑天挺的时候,仅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而今,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岁月易逝,时不我与,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之至。”(29)
    事实上,《史学史卷》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是最早完成、最早出版的(1983年就已经出版了),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本卷收录词目3630条,乃是杨翼骧与吴泽共同努力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杨翼骧完成郑天挺所交给的最后一件工作,为他们45年的学术交谊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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