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杨翼骧在南开的教学与史学史研究之展开 杨翼骧在北大工作断断续续十年，在南开自1953年开始到2003年辞世，长达五十年，不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刊著作《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与吴泽先生共同主编)、《学忍堂文集》等等，而且开创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阵地。 从1954年春季学期开始在南开上课，最初，杨翼骧主要是在教“中国通史二”，也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而且马上在全国就有了名气。当时各院校大学生几乎还没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学生用书，大多是由各系油印讲义。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兹全(1911—2011)的《秦汉史略》，从此，出版社开始征求和出版各种大学讲义。也就在同时，新知识出版社派编辑来南开约稿，于是约定王玉哲编《先秦史纲要》、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1915—2002)《隋唐五代史纲要》和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纲要》，作为当时的大学生用书。几位先生本来都有非常完备的讲义，于是在讲义基础上很快就完成书稿，交给出版社。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不久新知识出版社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合并，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王玉哲与来新夏的著作也先后出版。在不足三年内，南开历史系教师出版四部断代史纲要，也着实在全国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初步显示了南开历史系的新风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郑天挺之办系原则不无关系。 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在郑天挺的支持下，杨翼骧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1956年，《史学译丛》发表苏联历史学家的《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引起杨翼骧的关注。当时杨翼骧不仅在南开大学继续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于1958年春，应邀在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为期一个学期。中国史学史由于其学科的特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官方修史机制等是关注的重心。1958年，全国掀起“史学革命”的风潮，提倡“厚今薄古”，主张历史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课程首当其冲地被学生贴大字报批判。大学生们指责杨翼骧反其道而行之，乃走“厚古薄今”的道路，有几种表现：“一、不爱今人爱古人”。从分量上讲，“中国古代史学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鸦片战争以来，所占比重却极少……解放后历史科学的发展，更是略而不谈了”。从感情上说，“对一些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推崇备至，赞赏不已，而对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史学界引起的巨大变化，在杨先生讲课中看不到多少反映”。“二、爱什么样的‘古人’？”实际上“陷于对帝王将相家谱的考证中”。“三、重史料，轻理论”。“杨先生认为过去封建时代史学家(如刘知幾等)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如陈寅恪)，掌握了大量史料，尊重客观事实，虽然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候也能得出与唯物主义观点相吻合的结论。”“四、宣扬‘埋头经史，不问政治’。”最后结论是：“杨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解放几年来，基本上并未改变”；“杨先生长期存在‘为个人乐趣而学术’的态度，这是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的另一种形式”；“逃避现实，逃避思想改造”。(17)中国史学史课程被迫停开。 面对这样的形势，杨翼骧只得适应，在中国通史的讲课中，他积极适应新的环境，改变教学方法，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很快学生们有了新的反应。《人民南开》1959年1月8日，刊发了杨翼骧的《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其中提到其所进行的教学改革，“通过教研组的讨论并和同学们交换意见之后，决定采用四个环节来进行每一单元的教学，即：①启发报告与重点讲授，②自学，③讨论，④总结。这是参考了其他高等学校历史系正在试行的许多方式，又根据我系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的。”(18)同期《人民南开》也刊发了一篇反映杨翼骧授课变革的新闻稿，说： 这学期上课以来，历史系杨翼骧副教授的教学工作有了不少改进，受到了广大同学的欢迎。在中国古代史的讲授中，杨翼骧副教授改变了过去以封建王朝为中心，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讲法，而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斗争发展为基本线索，首先讲述历史分期和历史特点……这样讲述的好处是：抓住中心，着重分析，简明扼要，启发性大。杨先生在教学中也还加强了跟同学的联系。讲课以前，杨先生和世界史的陈枬先生，召集了听他课的历史系二年级党、团负责干部和班长举行会议，商讨了如何教学。讲完第一章以后，又召集学习小组长汇报，虚心听取全体同学对教学的意见。杨先生更第一次走出了讲台，深入到学生寝室，参加各小组讨论。作学习总结，也能够联系学生思想，解答疑难和模糊问题。(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