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刘坤一奏复之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刘铭传之议有三弊,一是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建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其热闹必超过上海、天津,必有洋人往来,从旁觊觎,借端要求,必有不测后患;二是铁路沿线必破坏田亩、屋庐、坟墓、桥梁,货车通行必引起冲突,贻害民间;三是火车通行,转运货物,必与已有之招商局争利,天津码头将因此而衰,火车亦未由此而多获利。(41)朝廷将张家骧的意见也印发群臣讨论。 针对张家骧的担忧,李鸿章在附片中一一进行解释与批驳,指出洋人是否要挟,全视中国国势之强弱,不在清江浦之繁荣与否;铁路占地很窄,火车通行时有启栅开闭,与民并无不便;至于火车与轮船,在运货路线、运行速度方面各有特点,可以并行不悖。(42)李鸿章指出,士大夫对于修筑铁路之类为何会有那么多的疑忌与反对意见: 大抵近来交涉各务,实系中国创见之端,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43) 刘坤一在复奏时明确表示支持刘铭传、李鸿章意见,并强调修筑铁路在征调、转输方面,实在神速,为无论智愚所共晓。至于张家骧所担忧的问题,皆可以变通解决。他对于铁路兴建以后将会影响民间生计方面,有所担心。他希望朝廷参酌异同,权衡轻重,谋定而后动,将好事办好。(44) 对修建铁路持反对意见的还有降调顺天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其中,意见最为系统的是刘锡鸿。刘锡鸿在奏折中论述火车“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一共25条。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七条: 一是经费难筹。火车之兴,需要巨额经费。这笔经费如果得自民间,须赖公司方能办理。中国向无此类公司,前些年创办轮船招商局,集股办理,因盈利不多,人皆怨悔。现中国民力大困,所以难以办理。这笔经费如果由国库拨发,更不可能。国家公帑不充已久,军费短缺,军士缺乏衣食;饥民等待救济,其他需要用钱的地方更多。英国仅三岛,有十七条铁路,花费金钱三十多兆,中国地方数十倍于英国,地形复杂,如果要造像英国那么多铁路,则要经费数十万万,中国何处能筹得如此巨款? 二是民情难洽。造铁路如阻于山,则需炸山凿洞;如阻于江海,则需凿水底而熔巨铁其中。这么做,在西方没有障碍,因为他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不信风水,但在中国不行,势必被民众视为不祥,让山川之神不安,也容易因此招致旱潦之灾。筑路必占民田,失地农民很难再获得合适的土地,其所得偿地银钱很容易坐食旋空,此后谋生,难有着落。 三是获利难多。西方商人凑股办理铁路,办事之人在在扎实,中国情况则不然,法令久弛,办事之人要么贪污自肥,要么渎职浪费,福建船政局就是前车之鉴,现在如果兴办铁路,很难获利。西洋各国关口管理规矩严格,火车停留时间较短,通行顺畅,中国则各省各属,关卡不一,势必延误车行。西洋人出行行李很少,中国人出行行李很多。中国人占据空间大则每车载人必少。西洋人爱旅游,中国人不爱旅游。中国与西洋贸易货物各具特点。中国食用之物,大多不宜于西洋,所销大宗,仅丝茶两项,而西洋所需丝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如开通火车,不过徒便洋人,未足利于中国。 四是难于管理。火车速度飞快,路面稍有不平,很容易发生事故,因此,铁路火车之管理必须有专门人才,也要有相应的法规。中国这方面都不具备。西方社会治安管理良好,极少盗窃事件发生,中国则不是。此前上海吴淞铁路买回洋人铁路,刚一个月即被人截去铁段,使得火车不能通行。中国内地山林丛菁,常有盗贼,火车所经,易发盗窃案件。可见管理之难。 五是人才难觅。建筑铁路需要专门技术人才,中国缺少。筑路之法,非洋匠做不好;火车上的诸多物件,包括铺路之铁轨、脂轮之油水,中国都不能制造。如果一切依赖洋人,则花费更巨。土耳其因为仿造西洋铁路,借了大批外债,结果几至亡国。 六是破坏社会结构。火车通行之地,原有经济结构、民情风俗都将受到影响。“乡僻小民,百亩之入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其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通都大邑则所入数倍而亦莫能如之。何者?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 七是危害国家安全。如果筑铁路通火车,则原有山川关塞悉成驰驱坦途,外国军队入侵容易。铁路之利于行兵实视乎兵力值强弱,兵力强则我可速以挫敌,兵力弱则敌反因以蹙我。如果外国人深入内地,则内地村愚易为洋人所惑所用。 最后,刘锡鸿总结说: 臣尝譬之,西洋如富商大贾,金宝充盈,挥霍恣肆。凡其举止应酬,役使童仆,动用器具,皆为诗书世家所未经见。当其势焰炽发,纵被呵叱而莫之敢仇,然一时采烈兴高,终不如诗书遗泽之远。使为世家者,督课子弟,各治其职业以肃其家政,彼豪商亦不敢轻视之。若歆羡华侈,舍己事而效其所为,则一餐之费即足自荡其产。我国朝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今之大势弗及者,以刑政不修,民事不勤耳。稽列圣之所以明赏罚、劝农工者,饬令诸臣屏除阿私逸欲,实力举行之,即可复臻强盛,何为效中国所不能效哉!(45) 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副使、驻德公使,对西方火车铁路有切身经历和体验。他论述火车铁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并非浮泛空论,有的确属真知灼见,如所述火车所到之处能改变原有经济结构、民情风俗,火车管理需要专门知识,都是不刊之论。但是,有的属于夸大其词,如资金筹措问题、人才培养问题;有的显属危言耸听,如火车会危及国家安全。一种议论,如果尽是愚陋偏谬之说,则信者不多,危害亦小;如果真知与谬说交错混杂,则信者易众,危害益大。刘锡鸿所论就是后者,加上他出使西方的经历,这就使得他的议论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果然,其奏折上呈以后,第二天即下谕旨: 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外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将此各谕令知之。(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