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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矛盾夹缠 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到80年代末，围绕中国要否修建铁路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60年代，主要是讨论如何防止列强插手的问题；70年代，讨论的是在我国台湾海岛修建铁路；80年代中期，讨论的是在中国内地修建铁路；80年代末，讨论的既有内地修建铁路问题，还有京师可否通行火车问题。 总括二十多年间赞成与反对的意见，没有多少本质差异，只有具体表述不同。赞成意见主要是方便货物、人员、信息流动，刺激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抗敌卫国，论述最详尽的是丁日昌的“十害、十利与七不必虑”与李鸿章的九利三防范说；反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日后海军衙门归纳的“资敌、扰民、夺民生计”，所谓影响庐墓风水也在“扰民”之列，论述最详尽的是刘锡鸿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在器物层面上，同光之际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最重要的有三项，即军械(包括枪炮与军舰)、轮船与铁路。这三个方面引起的社会反响各不相同。军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如果官员之中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主要集中于经费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军械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仿造外国军械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没有什么触动。轮船方面(主要是民用轮船)，稍有争论，开始是涉及原有船工生计问题，及至海运取代河运、导致原有漕运员工失业成为流民，这才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范围还比较有限。修筑铁路之所以成为问题，引起涉及那么广范围、持续那么长时间的争论，主要因为，第一，铁路火车是全新的事物，包括铁轨的铺设，火车飞驰的动力与原理，载客载物的强大功能，在国人原有的认知范围里，没有可比的类似物。铁路之于土路石路，火车之于马车骡车，代表的是两类不同程度的文明。第二，铁路修筑、火车运行的人为色彩特别强烈，并不像轮船那样顺着原有江河航道航行，而是自辟蹊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拿弯取直，有陂必平，对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的力度很大，对原有山河、田亩、庐舍、陵墓确有冲击与破坏。第三，铁路修筑，火车运行，确实会改变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改变民情风俗，所谓“夺民利权”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第四，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修路的资金来源，诚如马建忠所说，只有借贷外债一途，这对于尚不了解外债作用两面性的官绅来说，其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四个方面，都是铁路火车不同于军械、轮船的地方，是铁路火车在同光之际引起诸多疑忌、争论的根源所在。 铁路火车在同光之际引起的社会反响，最具有讽刺意味的，莫过于李鸿章等人在19世纪80年代批驳的意见，恰恰是他自己在60年代说过的话。试比较下面两段话： (铜线、铁路)此两事大有利于彼，有大害于我，而铁路比铜线尤甚。臣与总理衙门尝论及之。各省官民皆以为不便，洋人贪利无厌，志在必行。数年以来，总未得逞，固由内外通商衙门合力坚拒，彼亦明知民情不愿，势难强逼也。换约时若再议及，只有仍执前说，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54) 或又谓铁路一开，则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不知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路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曩日。盖铁路只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其送客运货仍赖马车、民夫，铁路之市易既繁，夫车亦因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事俯畜，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份，坐权字母，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胜计，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了。或又谓于民间田庐、坟墓有碍必多阻挠。不知官道宽广，铁路所经不过丈余之地，于田庐坟墓尚不相妨。即遇官道稍窄之处，亦必买地优给价值；其坟墓当道者，不难稍纡折以避之。(55) 这两段话都是出自李鸿章的奏折，不同之处，前者写于60年代，后者写于80年代。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李鸿章日后所批驳的，正是自己先前所坚持的。一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根本的变化，也是正常的。但是，李鸿章前后意见不一样，主要还不是因为自己思想的改变，而主要是说话对象不一样与说话目的不一样。60年代，他说那番话，目的是排拒列强对中国铁路建设的染指；80年代，他说那番话，目的是中国自建铁路。近代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后发型、外铄型的，向西方学习与反对西方侵略纠缠在一起。集中在李鸿章身上，60年代反对西方染指铁路建设是为了自强，80年代主张中国自建铁路也是为了自强。反对西方染指时，任何反对的借口都可以找出来；主张中国自建时，对任何反对的说法都可以找到驳斥的理由。于是，出现了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沈葆桢在拆除吴淞铁路时曾有句名言：“中国如欲振兴，则铁路之开必不能免，然不可使中国铁路开之自我。”(56)他明知铁路是中国走向自强的必然之路，但他不能允许列强私自建造的吴淞铁路成为中国铁路历史的开端，不能允许列强插手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尤其不能允许列强插手中国铁路建设事业这件事与他沈葆桢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反对西方经济侵略，在铁路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这也是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处境尴尬的根源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