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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年谱》是缪钺先生编撰的第三部重要的历史人物年谱，成稿于1940年。⑦但据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称，1938年12月12日马一浮见访，已经出示有“题先生所撰《杜牧之年谱》”诗、词各一首，⑧证实此年谱应在1938年底前已经完成。1979年，缪钺先生在修订版《杜牧年谱》的“后记”中自言其编撰动机： 杜牧为晚唐杰出诗人，兼长古文。当时藩镇割据，边防虚弱，杜牧主张加强统一，巩固边防，论政言兵，颇多卓见；其诗感时伤事，豪宕激壮，抒情写景，俊爽清新，与李商隐并峙诗坛，堪称双璧。李商隐诗，后人研治者众，为之撰年谱者，有朱鹤龄、冯浩、张采田诸家，可供知人论世之助；而杜牧年谱独付阙如。余窃不自揆，于1940年撰成《杜牧年谱》初稿，刊布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⑨ 也是出于对杜牧诗文的关注，而其年谱“独付阙如”，缪钺先生起而编撰是谱，目的乃在“可供知人论世之助”。杜牧与李商隐“并峙诗坛，堪称双璧”，不当仅有李氏年谱而无杜牧年谱，也不当只重李诗而疏于杜诗。故为深解杜诗，需要知其人论其世，需要一部较为详细的杜牧年谱。1938年10月，缪钺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自此时起，先生陆续在浙大讲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等课程”。⑩《杜牧年谱》的最后修订刊发，当也有讲授诗词课程的需要。 1942年，缪钺先生在《责善》上刊发了《王粲行年考》、《何晏王弼事辑》；1944年，在《真理杂志》上刊发了《颜之推年谱》；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刊发了《颜延之年谱》；《魏收年谱》虽然最后发表在1957年的《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上，然据其谱序所言成稿却是“十年前”之事。这些历史人物年谱，除魏收外并为文学人物，大抵皆是出于知其人、论其世、深解其作品的目的。《魏收年谱》作为例外，可以视为缪钺先生年谱编撰由文学人物扩展到史学人物的尝试，但其以为“知人论世之助”的编撰目的则没有改变。(11)有人回忆其在浙江大学中文系讲授诗词课时的情形，称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12)所以如此，与缪钺先生的这些文学人物年谱编撰不无关系。 无论怎样，缪钺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由对文学的关注逼近历史人物是其顺理成章的理路。 出于解读作品的需要，缪钺先生的年谱编撰最初重在诗文编年，如《鲍明远年谱》基本上就是鲍照诗文的详细编年。至《元遗山年谱汇纂》，虽仍将诗文编年视为重要内容，但对元氏著书论文的意见亦“悉加采录，间附阐发”，“盖遗山本以诗人而兼史家，此其精华所在，不可遗也”；同时增加了元氏与文章气节之士交游的分量，“以见其切磋之益、气类之雅”，已经大大脱出了简单的诗文编年。这固然有元好问本身文史并强、经历复杂的原因，也有缪钺先生之于年谱编撰的视野转变，其“序例”详言： 忆少时读遗山诗，虽不尽悉其身世，然往往悲凉感激，潸然欲泣。及读诸家年谱，参之金元史籍，始知遗山之时，国势人心有可为恸哭流涕者。诗人忧愤，无裨陆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13) 缪钺先生以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元好问，“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固不数数觏”。然其所遇非时，发于诗文而忧愤悲凉，国势人心互为表里，不可脱于世道而论其诗文，更不可单就诗文而言其才情。故其年谱，不当只在诗文编年上用力，还当在世道人心上下工夫，由世道而见人心，由人心而知诗文。元氏曾多次申言：“士之有所立于世，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后可”，(14)“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15)“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16)缪钺先生深以为然，“斯言也，实无异于夫子自道”，“三者具备，则知先生之所以卓为一代文章宗匠者”。(17)“国家教养”必依形势，“父兄渊源”当述家世，“师友讲习”关涉交游，有此三者，缪钺先生一贯强调的“知人论世”可以具体落到实处。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缪钺先生编撰《元遗山年谱汇纂》时尤其注重形势、家世、交游几个方面。经此转变，《元遗山年谱汇纂》即不再仅是服务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而已成了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元好问的别样传记。元氏首先是历史人，然后才是文人、诗人、词人等等，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还原其历史样貌，也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作品迸发的“心声”。在缪钺先生的年谱编撰中，《元遗山年谱汇纂》的地位非常重要，因其创立了一种文学人物历史化的编撰格式，而不仅仅是“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关于元氏交游及论文、著述尤为详尽”(18)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