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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简之翁谱、施谱可以置诸不论，凌谱之重于世事行迹，李谱之长于诗文系年，都被缪谱完整地继承下来。但此继承并非毫无条件，如对凌谱“刘祖谦辟为从事”之说，缪谱没有盲目采纳，而是将其改正为移剌瑗(事迹附见《金史·武仙传》)，因为“祖谦仅官武胜军节度副使，且先生官内乡时，刘已解官矣”；(26)又如李谱系年作品颇多(12首)，缪谱则仅采纳了可以确信作于此年的7首，另将施谱之编年二文纳入。这样，缪谱即较凌、李二谱更为严谨可信。许古事迹的加入，作为元氏生平交游的补充，目的是为观察影响元氏的社会关系，则是缪谱的发明。见解采录与阐发虽不见于正大七年，然可举出兴定元年(1217)元氏所作的《论诗三十首》，“先生论诗之重要意见，亦多存于其中”，缪钺先生述其大端： (一)吾国因疆域广阔，故学术文章皆有两种不同之风气。以诗文论，大抵北人雄壮，其失也粗质；南人婉秀，其失也靡弱。 (二)先生禀性豪爽，其诗亦然，故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于孟东野、陈后山、卢玉川皆不满意。 (三)先生天资极高，功力亦深，故其追溯源流，裁量高下，亦颇具特识。 (四)北宋诗人，苏、黄为巨擘，元祐以后，作者率不出二家范围。先生则欲独树一帜，别辟境界。(27) 经此提纲契领，元氏《论诗三十首》之要旨遂得彰显，“于诗中别启一户牖”的判断也藉此而获落实，并对元氏卓然能与苏轼、黄庭坚、陆游并称“四家”多了一份深层的理解。经此博采众家、增益补充，缪谱即不仅在内容上更为全面可靠，而且更为清晰精简、畅达易读，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素来追求的知其人、论其世、深解其作品由是变得具体丰满。《元遗山年谱汇纂》开创的编撰体例，直接影响了缪钺先生后来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不独《杜牧年谱》以其为范式，其他诸谱亦只在此体例上略作省减(或者仅注资料出处而不出引原文，或者因无作品而省作品编年)。不仅如此，近人编撰历史人物年谱亦多采其体例，其典型者，即是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学人编年事辑。 基于扎实的史学功底，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考订极为精详。前引《鲍明远年谱》之临川王薨例、《元遗山年谱汇纂》之刘祖谦事辨正，可以略见风采。又如《王粲行年考》言王粲所作《尚书释问》，先从汉末官学废阙、私讲停辍起叙，至刘表割据荆州，州境清宁，关西、兖豫学士归之如潮，荆州经学盛极一时而以宋忠为其冠冕，宋忠之学尊贾(逵)、马(融)而排郑玄，其弟子注经均异郑氏，最后落脚于王粲《尚书释问》驳难郑玄，揭示出王粲当受到宋忠经学的影响：“王粲虽非专经之士，而居荆土十余年，与宋忠殆颇有往还”，“盖亦受宋忠之启示欤”。(28)这本身即可成为一篇非常精彩的学术考证文章，但被缪钺先生浓缩简练成了年谱的附考。再如《何晏王弼事辑》辨何晏黄初(220-226)时无所任事，“盖晏少长魏宫，为曹操所宠，服饰拟于太子，文帝憾之，故不用也。文帝天性凉薄，于其弟任城王彰、陈思王植尚不免忌刻，何况于晏？”(29)从文帝性格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颜延之年谱》言义熙十二年(416)延之北使洛阳，缪钺先生没有盲从旧有记载，而是通过对出使时间、刘裕是否在洛阳等的考订，证实其北使洛阳“盖别有使命，非为庆刘裕受宋公之命也”。(30)元好问是否曾为崔立撰写功德碑，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缪钺先生在《元遗山年谱汇纂》中经过详细考证，按曰： 就上录诸家考辨之语观之，翁、凌二家极力为先生出脱，而断定撰碑文者为刘祁，固出于爱护先贤之美意，然若谓此事与先生毫无关涉，似亦未得其平。赵(翼)、毕(沅)两家所论，颇合于当时情事，盖先生及刘祁为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于至不得已。后人惟应谅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呵责，亦不必巧为辩护。(31) 这也是一则可以单独成文的精彩讨论。就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中态度，是缪钺先生学术良知的自觉展现。即使是其倍加爱敬的研究对象，也当实事求是、不为所讳，是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的基本立场。类似考证遍见于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展现了缪钺先生相当深厚的史学素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