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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使用诗文作为证据，是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的一大特色。《王粲行年考》证建安十四年(209)七月王粲自涡入淮，引《艺文类聚》卷八所载王粲《浮淮赋》之“从王师以南征，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望马丘之高澨”，明言其曾随师南征；《颜延之年谱》引《文选》卷二六所载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证谢氏出为永嘉太守的时间；《颜之推年谱》频繁引《北齐书》本传之颜氏《观我生赋》证其行迹世事；《元遗山年谱汇纂》引元好问《即事》诗之“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证元氏“离商帅军中即归家也”；《杜牧年谱》引杜牧《池州造刻漏记》之“某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证其六岁左右王易简常来杜家，与其相熟。(32)此类为直证，又有侧证。《王粲行年考》证建安十四年王粲于春夏间北上，引用《艺文类聚》卷五九所载王粲《初征赋》之“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当短景之炎阳，犯隆暑之赫曦”并皆春夏间景象为证；《鲍明远年谱》引鲍氏诗《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之“游子迟见家”、《发后渚》之“方冬与家别”，“三山”在江宁府西南五十七里临江，“后渚”在建业城外江上，“可知是时明远之家殆居于建康”；《元遗山年谱汇纂》引元氏诗《移居》之“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围城病中文举相过》之“愁多顿觉无诗思，计拙唯思近酒杯”，“俱可想见围城中之苦况，所谓危急存亡朝不及夕者”；《杜牧年谱》考订开成四年(839)杜牧自宣州至浔阳，溯长江、汉水而上，经南阳、武关、商山到达长安，全用往来诗作互证。(33)此类以诗文证史的例子，随处见于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说明缪钺先生于此道极其精熟。 不仅仅限于直证、侧证，在缪钺先生看来，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还是探索其内心世界的关钥，否则，所谓“知人论世”仍有可能停留于表象。正如后来缪钺先生自己的总结： 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34) 更进一步，缪钺先生又把“心声”分为“个人心声”与“时代心声”： 各种历史书所记载的多是古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历史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表现这一个时代的心声。(35) 把文学作品视为探索时代和个人“心声”的入处，彻底打破了现代学科关于文史的分野，把文学作品的优先性变成了历史性，变成了还原历史人物的素材。诗文、典籍统统成了历史人物建构的材料，视野即不完全囿于文学作品的范围，所谓“深解其诗”也由是变成了深解其人、深解其世。《何晏王弼年谱》讨论曹爽辅政、何晏“内虽怀忧而无复退”时有如下按语： 曹爽庸才，加以骄奢，正始末年，晏盖已虑其将败而己亦不能摆脱。“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正足以道其心事，故闻管辂之规箴，不以为忤，日致叹服之言，并作“鸿鹄比翼游”以见志。《初学记·萍部》亦载晏一诗云：“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词尤危苦，盖亦是时所作也。(36) 若不从其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危苦”分析，当很难了知何晏此时内心的纠结与苦痛。又如《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分析元氏兴定四年游汴京西园的诗作： 先生是岁八月盖至汴京，游西园，故云：“西园老树摇清秋，画船载酒芳华游。”西园盖宋徽宗所营构，因此而感宋事，哀徽、钦之北狩，故云：“百年此地旃车发，易水迢迢雁行没。梁门回望绣成堆，满面黄沙哭雁月。”又云：“富贵已经春梦后，典刑犹见靖康前。”末云：“秋山秋水今犹昔，漠漠荒烟送斜日。铜人携出露盘来，人生无情泪沾臆。丽川亭上看年芳，更为清歌尽此觞。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须作赋拟《阿旁》。”则感慨盛衰，托意深远。盖是时金室南渡，国势微弱，先生已预忧其将蹈北宋之覆辙，故触物兴感，隐约其词，所谓忧深而思远也。(37) 不对类似诗作作如此的分析，元氏之于家国的深忧也不能够心有戚戚。正大元年，元好问权国史院编修，缪钺先生从其作于此际的《帝城》二首以及《水调歌头》等诗词分析，推断“先生在史馆似不甚得意”，“宦情之淡，归思之浓，故明年遂谒告出京矣”。(38)金国亡后，元氏笃守遗民之节，不仕新朝。癸卯(1243年)之冬，受耶律铸请为其先公(耶律履)撰神道碑，耶律履为金朝名臣，故从其请。然耶律楚才、耶律铸并为元相，时人以阿附非议元氏。缪钺先生却从《答中书令成仲书》与《感事》诗中，感受到了元氏于此的“悲愤之意”，也从另一层面揭示了作为金国遗民的元氏行事之难。(39) 再如大和元年(827年)讨李同捷，杜牧作有《感怀》诗一首，追述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之祸，边防空虚，外族入侵，急征厚敛，民生凋敝，至宪宗削平抗命藩镇，天下人喁喁望治，而穆宗时君相昏庸，措置乖方，又失河北，最后抒发感愤：“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其感愤时事之深沉、报国无门之痛彻，缪钺先生以为由此作“可见杜牧忧国忧民之情怀与政治之抱负”。(40)通过对类似诗文的精到分析，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为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隐而不发的心结，故其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往往别有生动。 从深解作品的需要到返回历史人物，从辨订旧谱到自创新格，内外并究，文史互证，缪钺先生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带有诸多方法论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